“因为我心中还有个林昭” ——访林昭挚友/难友甘粹（下）

七、怎样当上右派

1、认识林希翎

问：按您的经历来说，就是老革命了。那怎么会把您打成右派的呢？

我在人民大学学习很努力，因为我就是个高中生，高一的，高中都没有毕业。我们有一些同学岁数比我大，学习跟我就相差得很远，我反正也自高自大，瞧不起他们。结果我发现咱们中央报社班很多女同学，都是《人民日报》这些中央一级报纸头头的老婆，而且有的是走后门进来的。我看不惯，就写了一篇小品。那时《中国青年报》不是有一个副刊叫“辣椒”吗，是专门登批评文章的。时兴的是刘宾雁式的小品，揭露现实的黑暗。刘宾雁写了很多，我心里头是崇拜刘宾雁的。我后来就把这些现象写了篇小品，名字叫《新官太太》。 结果在《中国青年报》“辣椒”刊登了，刊登以后《中国青年报》接到很多全国各地几百封来信。那时全国都是考试读大学，你在走后门，引起公愤呢！接着就有人问，说是人民大学新闻系甘粹写的。后来问到我，我说我写学校的事，某某某是怎么回事，某某某……因为我都有事实的。上面稍微追查了一下，就不过问了，不了了之。那时候新闻系系主任是安岗，《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这样我就把系领导得罪了，所以我当右派，也不冤，该当。

1957年反右前我就认识林希翎，但她并不认识我。那时我们新闻系有一个副教授叫汪精丁（名字待核实 )，在南洋跟郁达夫这些人一起呆过的。他是副教授，要转评正教授，必须要有学术著作。他就写了篇论文，论文的内容大概是文学创作与世界观的关系，题目我记不住了。人民大学的新闻系、历史档案系等都在城里头，而其他大部分什么财经系等等都在西郊。咱们就贴个布告，说新闻系某位副教授定于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宣讲他的论文。我们是他的学生，必然是他的听众。结果那一天开始时，在一个很大的教室，前面摆了两排铺上白布的沙发，茶几，请来的都是北京文学界头头脑脑，后面就是我们这一帮他的学生。好，开始了，这个教授就把他的论文提要宣读了一下，他读完了；主持的讲师就请前面这些头头脑脑讲话，那个意思就是捧场。前面两排坐沙发的人互相推让着，我们后面有一个女孩子就说：“我想发言，可不可以？”。

我一听很奇怪，回头一看，是个跟我们岁数差不多的小姑娘。主持没办法，就说可以可以，你上来吧。她上去首先自我介绍，说我是法律系的陈海果，今天到城里来。那个时候城里到西郊每天都有人民大学班车，开来开去。她说我坐班车来看见那个广告，因为喜欢文学，所以来听一听。她开头讲了两三句，说这篇文章也写得不错，但是，话一转，她把我们副教授写的这篇文章批得狗血淋头，那时候我们都炸了，因为她的批判不是随便乱说，都是引经据典，有根有；把他这篇学术论文批得一塌糊涂。

批过之后，她就下来了。主持人再找前面那些人说话，没有一个人发言了，因为这些人请来就是捧场的。我想这女孩子真不简单，穿一套解放军的衣服，都已经洗白了。陈海果参加过抗美援朝，原来也是解放军。这个会不欢而散，最后主持会议的挽回了一下，说汪教授的文章有他好的地方怎样怎样，会就散了。这样，我认识了陈海果。我很佩服她，这个女孩子还不是一般的有才，她引用了很多经典，什么列宁怎么说，什么托尔斯泰论世界观，就是列宁写的托尔斯泰和有关世界观的文章。而会场上前面坐的头头脑脑，也看这个小女孩不简单，就请她写关于文学方面的文章。后来文章在《人民文学》和《文艺学习》这些刊物上发表，她本名叫陈海果，发表时笔名叫林希翎。林希翎这一下就一炮走红了。

    问：这是哪一年？

答：反正1957年反右以前，1955年或1956年的事情。可能是56年，她回来读研究生吧。

    2、当上右派的第一条罪状

问：反右开始的时候，您做了什么？

答：我什么都没做。

    问：那我们就从反右从什么时候开始来谈，您当时是怎么理解这件事的呢？

答：我知道肯定要反右的，所以开座谈会我一言不发，不说话。

    问：为什么您知道？不是鼓励大鸣大放吗？您一言不发，那不是不响应党的号召吗？

答：我知道要反的啊。

    问：那您怎么知道的？

答：我到我同学赵沐兰家里去，赵的丈夫李庄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到她家里去，她就告诉我们要反右，而且社论都写好了。她说社论是毛主席写的，就是那篇6月7号发表的文章：《这是为什么》。

问：但是鼓励大鸣大放是5月份，那也是人民日报发了文章，各界开始发言；这个时候人大新闻系是个什么状态？您是什么状态？

答：我当时，有一个礼拜天到我同学家里去玩。因为李庄是中国新闻记者团的团长，随周恩来出国访问到日内瓦等，带回来很多外国玩具给他儿子。我们去了他就请我们在东来顺涮羊肉。因为我们是穷学生嘛，礼拜六他们有家的都回家了，我们单身的就两个人。除了我意外，还有一个同学叫张启良；后来是友谊出版社社长总经理，现在退休了。就我跟他两个去。

这样，我们在李庄在家里玩那些日内瓦带回来的玩具。我那时还第一次开了眼界，他带回来的玩具上了发条后，汽车就在上头转，走到边上它会自己拐弯。现在这种玩具不稀奇了，咱们中国也产了。它实际上就是三个轮子，前面两个轮子，后面一个轮子做成横的在肚子里头，所以要掉下去就会自己转向，所以我印象深刻。

那一次他就讲，要反右。他就骂这些民主党派的鸣放，在《人民日报》刊登了那么多。我知道后，回人民大学一张大字报我也不写，发言我也不发。最后为什么打成右派？就是为了林希翎。

林希翎在人民大学鸣放的时候，她发表了两三次演讲，到北京大学又去讲了两次。讲了以后，这些党组织就开始反她了，反她就是批判她。人民大学团组织党组织都不出面，叫学生会出面。就是学生自己出面，组织辩论会；它不叫批判会，实际上是批判会。

组织辩论会，城里人民大学这一块就归我管。因为我是城内学生会的秘书长，具体事务、组织会议、会展由秘书处管。我主持这个会议，下面都是组织好的左派学生，一个个上去批判她。林希翎在主席台旁边站着，她那时跟胡耀邦的秘书谈恋爱；那一天她手里拿着中央内部文件，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当时我还不知道，她就问我可不可以发言，我说当然可以啊。她就发言，说着说着她就讲到赫鲁晓夫这个报告，她说你们要感兴趣我念给你们听。下面就不干了，左派学生，那时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王前的丈夫——就在主席台幕后，马上递话给左派，不能让她讲。

这些学生就轰她下台，但林希翎这个人见过世面的，她也不理继续讲。后来就发展到台下的学生上主席台把林希翎推开，抢麦克风不让她发言。我是主持会议的人，我就发脾气了。我说你们还有没有民主？只准你们发言，不准她发表反对意见。这样我的态度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反右第一条罪状就是同情支持林希翎。

3、右派的命运不一样

实际上反右是毛老头发起的，现在我反思一下，中国什么人都有，他有政策，有布置，实际上就是人整人。我主要就是得罪了党支部书记，你在单位里得罪了党支部书记，你就要挨整；要划右派。这就变成私人报复打击了，为什么把我划成右派不划别人呢？因为我平常在学校里瞧不起他们，他们读书比不上我，确实比不上我。再慢慢反思一下，不管在哪个单位、哪个地方，你平常不服从领导瞧不起领导的人，没有一个不倒霉的。

另外，打成右派的命运也不一样。有的右派，就是咱们人民大学新闻系，我是因为后来跟林昭谈恋爱，激怒了新闻系领导，就偏把你分到新疆去。但是在我的下一年级，我是1959年这一届毕业的，还有1960年毕业的右派，他们比我还多。但是把他们分到贵州、云南，都在省会、大学里头。他们在图书馆里头当管理员，属于监督劳动，就不像我在新疆劳改队里劳改。

另外还有几个右派，就留在人民大学新闻系，一直留到1979年。他们没有受多少苦，但是被整被人们瞧不起。低着头，这是事实；但不是去做体力劳动，不是劳动改造，这不也过来了嘛。还有人民大学有个人叫吴尚宇，也是右派，但是他们没有受那么多苦。

另外，我一个同学陈敏，她也是右派，但是她丈夫是钟佩章，原来《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他也打成右派，他原来是跟胡耀邦，团中央的，当然也受到压制。到山东去劳动，所谓那个劳动，跟我们在劳改队劳动是两回事。后来胡耀邦说一句话，就让他重新入党，重新安排工作。

再说艾青在新疆，他是王震要去的，也在兵团。但听说他享受的是处级待遇、县团级的待遇，不像我们每天要扛着锄头去劳动。他不会，王蒙也不会。王蒙也发配到新疆，但是他是通过自治区发配到地方，地方发配到县，县里头发配到公社，等于当农民。那是自由的，没有什么监督劳动。所以右派的命运也不一样。我现在想，有些人人心太恶，人整人。你千万不要得罪单位的领导党支部书记什么的，得罪他他就整你；搞运动把你当反面教材。我就这样在新疆前前后后呆了二十几年，新疆那种日子很难讲。

    问：那您还是党员吗？

答：开除了。

    问：那是怎么回事？

答：1958年把我补上右派后，2月份就开党支部大会，说甘粹是右派，开除党籍。他们来叫我参加，大家举手通过，就把我开除了。

八、劳改队的苦日子

1、越辩越倒霉

    问：那您当时没有站起来申辩？

答：你还辩什么辩啊真是！没有辩的，不可能辩。你越要申辩，越遭到批斗啊。

    问：有人辩过吗？

答：没有，越辩越倒霉。再说申辩，后来我在新疆二十几年，年年申辩。当时情况是这样，在劳改农场，每年的五一、国庆节、元旦、春节，只有这几个节日放假。每次放假在三天以上的情况下，我才能得到一天真正的休息。劳改农场如果放两天假他至少叫你干一天的活，这一天活不是大田干活，是叫你挖三十公斤甘草，打六十公斤柴火。有这个定额任务，而且要过称。你完不成就没有饭吃。平常放假，我们是十天算一个礼拜，叫大礼拜。过大礼拜也要安排挖三十公斤甘草，在沙漠里头你自己去找去挖，或者打六十公斤柴火。你就是个强劳动力，也要得半天才能完成，何况我不是。

所以说我逢那几个长假时间，才有一天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而每一次这种假日，我都不休息；我就写信，给党中央、组织部申辩：我这个右派是冤枉的。但是都没有回信，石沉大海。那二十几年，年年这样的假期我都要写一封信，我心里是不服的。到后来就不写了，对共产党认识了也就不写了，没办法。

2、劳改队的苦日子

在我们劳改队里头，什么人都有。兵团开发新疆时主要的基础是国民党的部队，今天宣布起义明天就是解放军了。用这些人来管我们。另外全国各个劳改队，各个省市县的劳改犯，十五年以上徒刑的人，全部都送新疆给兵团。兵团就集中劳改队，开垦荒地。还有我没有经历过，但是听说过，有劳改队去开矿，那也是灭绝人性的。什么矿呀？是制原子弹的铀矿，叫挖绿宝石矿石。到那里去活不到三年，最后过不了五年都病死；就是因为矿石的辐射。

但是我没有到那里去，我们劳改队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大地主、还有我说过的峨眉山的和尚。还有一个人跟华国锋还是同学，他跟我们讲华国锋在大学跟他同班的故事。有一个年轻的中学生，在四川因为吃不饱闹学潮，给抓起来判刑送到新疆劳改队。这个人说话有点神颠颠的，他姓赵，叫赵四横。我们都不叫他赵四横，给他取个名字叫赵科学。那劳改队不讲理，你只要不听管教的话，戴脚镣，戴手铐，那是家常便饭。林昭不是写戴反铐戴了多少天嘛。戴脚镣，戴了铁的脚镣还要你劳动，还要挑土。有一次我跟我们的班长吵起来了，他也是个劳改员，那班长跟管教一说，结果我就受处罚了。晚上我被反铐起来，铐了一个礼拜才给我把铐子去掉。

    问：反铐是怎么个铐法？

答：这样铐着（演示）。

    问：那怎么睡觉？翻身怎么办？

答：这个不管你的，没有法律的。我刚才说的赵科学，他跟我岁数差不多大。他也就是个高中文化。有一次，劳改队师部师长下来视察，劳改员都站一排，请师长讲话。这个赵科学他说：报告政府，我有话说！没有办法就让他说，他就说新疆盐碱地开荒是违反科学的。他去讲这些名堂，师长听听也就哈哈一笑就走了。从此他就得了个名字，大家就叫他赵科学。

他已经劳改期满了，但是新疆那里对他这种人就叫劳改刑满人员，还是不让走；就是给你工资。劳改员没有工资，每个月国家按人头发给劳改队每人28块钱；钱由劳改队掌握，给你伙食费。另外规定夏天三套单衣，冬天是两年一套棉衣棉裤。每个人发5毛钱，即所谓零用钱。我们当右派在那里跟劳改员不同，每个月还有32块钱生活费。这32块钱每个月发到我手上，我再拿这32块钱在食堂买饭票买菜票。劳改员是不发他手上，由政府掌握。结果那个赵科学，他后来逃跑了。但在新疆那个戈壁滩，没有办法生活。在劳改队外面的荒漠，他自己挖一个地窝子，上头搭一个棚子，再从我们队里偷一些粮食，在那里开伙。

劳改队就最怕你逃跑，你有什么冤屈，你要纸他就给你，你写我给你转。他就给你讲，判你的不是我们；是外面哪个县哪个市，我们只是接收你这个人在这里劳动改造。劳改犯跑了说明他管教不严，对他的成绩有影响。结果，赵科学跑了，他们就找。找到最后，队上的一个警卫，还有卫生员，在荒野里头把他找着要抓他回来。他反抗不回，因为知道回来更没有好处。结果警卫就一枪把他打死了，那个人命啊，跟死了条狗一样。

后来时间等长了也就绝望了，大概是这样。文化大革命闹得厉害的时候，大概是1967年还是68年，就是这里头。我是3月17号跑的，逃跑时作了准备。首先，我不是还有点钱嘛，这劳改队的钱都被指导员、队长搜去了；就怕你跑，他说替你保管。我那时每个月32块钱，去掉吃饭，能剩个几块钱吧。这样攒了一百多块钱，在队长指导员手里。我不知道用个什么借口，把钱要回来了。然后我买了一斤伊拉克蜜枣、一斤饼干，我说的是公斤。

3、大饥荒怎么过

    问：六十年代您在劳改队里，大饥荒怎么过的？

答：那时不是有个定量吗？原来我们干体力劳动的时候，像挖排渠体力活重，每天就定量两斤粮食。也就是说，每个月有五十多斤到六十斤定量。国家给的定量有那么多，平常一般的定量是每个月三十几斤。但是大饥荒时，定量就变成了十八斤，这十八斤根据人头来给。劳改队里头有个事务长，由他管这些事，还有个炊事班，粮食由他根据定量到农场团场场部的面粉加工厂，在那里加工出来领粮食领面粉。每人每月定量十八斤，但是我们吃不到。为什么？这炊事班的炊事员有十几个他不定量，趟开肚子吃。另外连队队长、指导员、会计、统计他们也是在厨房里头，随便吃。他们多吃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劳改员的，所以说劳改员定量虽然是十八斤，但实际上吃不到那么多。

那个时候发明了“高产饭”，就是把包谷面打成糊糊上笼蒸，很薄很软，一个人也就巴掌那么大一片。像手那么厚叫发糕，那怎么吃得饱啊？吃不饱，饿，也是饿。饿到什么程度呢？我后来不是给你讲过，我就给我哥哥妹妹写信，让他们寄饼干水果糖猪油。还有把毛衣这些都脱掉，给维族人换肉吃。新疆那里有维族人放牧，放羊放牛的维族老乡，拿衣服给他换肉换羊吃。

到最严重的时候，也不上工了，也不像过去天不亮就把你赶起来到地里去劳动，就放任了。每天早上起来也没事，就拿个缸子，带上锄头，就出去了。大家分散各走各路，到外面找野菜。找了野菜放在缸子里头，找点水这么煮一煮就吃。我有时候偷麦子，春天麦子要播种了，麦子是撒了农药的；你拿来先洗，洗上好几遍，再跑戈壁滩荒漠上，把那些树枝挖一个坑，烧一堆大火。等树枝烧完了成了火炭，再拿报纸把偷来的麦子包上，丢到坑里头。先用烧的热沙把它埋上，过一段时候再扒开。吃那个麦子、麦粒，就这么过来的。

我说没有饿死，主要靠哥哥妹妹每两三个月给我寄一个月的粮票。那时候饿啊，有的一个劳改队全饿死，没办法。饿就是人开始发肿，从脚开始肿，一直肿，肿上过了腰，就没救了。那时医生卫生员，你生病了，没有药，也就是给你发一点黄豆，叫救命豆，也就这样。

3、逃跑被抓回之后

    问：你逃跑被抓回去没有挨整吗？

没有整我，像劳改员要加刑，这些对我都没有。但是给我讲，你得在劳改员大会上作一个狠狠的检讨。要我检讨，说共产党的法网是铜墙铁壁，像甘粹这样能干的人，也抓到了。那些劳改员都知道，甘粹很有本事，除了不会生小孩，别的都会。把我说到这个程度。

我检讨说“碰得头破血流”，被抓回来。他们的目的就是教育劳改员不要跑，跑在外头没出路，起这个作用。我就根据他的意图作了检讨报告，就放了我一马，没有别的处分。

    问：您被抓回去，一直到文革结束右派平反,那几年怎么过的呢？

答：就劳动改造。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带上扁担就去地里劳动。我后来想一想总结了一下，逃跑在外面的日子很自由，但是也不自由。经济压力太大，因为你每天要生活，要吃饭。在外头当流浪汉时，一天得有十块钱才过得去。两块钱住旅店那个大通铺，另外再一天三顿饭。我还要花一毛多钱买烟，那时候我还抽烟不戒。这一天十块钱我不会偷也不会抢，就靠照相挣钱。后来我也累了，干脆就在劳改队里头劳动，求个稳定。在劳改队，有坏处也有好处，坏处是每天劳动确实太累，好处是文化大革命斗啊斗地我们都免了。在劳改队他还斗你什么呀，所以说文化大革命那些我都没有经历，等于劳改队又是个保护伞。

要说劳改队，每天都是那个场景。千篇一律地反复，没有很多特色，不到日出就要出工，日落了回来。

    4、猫与罐头

问：您那时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

答：我想起来，那时天不亮就出去劳动，太阳落山了天黑了才回来。我们劳改员住一个大房子，二三十个人都是通铺。有些劳改员回来发现，他吃的东西给偷了。什么东西来偷的呢？有猫！有一只黑的花猫，偷吃了劳改员的饭。这个劳改员也狠，抓住猫狠狠地打。在房子外面想摔死它，摔了他就走了。我看了心里不忍，去把猫捡回来。

猫摔断了一条后腿，我就护理这个猫。给它断腿外头找两个棍子夹着，然后缠起来，我也只能做到这个。缠起来以后，我就喂它，为了它我还专门跑去买鱼罐头、鸭子罐头来喂。喂了半个多月快一个月，它好了，腿这两个骨头大概接上了，反正我是不懂。以后这个猫就跟着我，它就在我床上守着。早上我走了，晚上我回来吃，也给它吃一点。喂了一段时候，小花猫怀孕了。怀孕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就把它抱到麦场。那个地方老鼠多，麻雀多，我把它放在那里，那儿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两三里路呢；我说对不起，我没法再养你了。这个猫就记住我了，每天晚上它从麦场跑到我睡觉的地方，从窗子跳进来，跳到我床上，对我闻一闻。又过了一段时候，它又带着小猫，是它生的，来看我。你说这个怪不怪？后来，我走了，我们这个劳动又出差了；去水库，割苇子，就再没见着它。就这一只猫，通人性，它知道我是它救命恩人。说到这里我给你讲个事情，我不是买鸭子罐头来喂它吗？那一箱罐头是24个。买罐头我不可能买一箱，礼拜天我去场部赶场买东西，咱们这些劳改狱友就叫，老甘，你给我带一个！这个带一个那个带一个，就凑够一箱。我就去买了背回来。但有一次背回来一箱24个罐头少一个。第二个礼拜我再去找那个商店，他就不承认了、他们说罐头都没有开箱，怎么会少一个？但是我就遇见了。现在我要买什么东西，都要当面打开点一下。

    问：罐头多少钱一个？

答：一块多将近两块钱一个，我一次也只有买一个罐头的钱，没有多的钱。这样，我吃了一次亏。又花了钱又出了力，结果有一个是空的。有个劳改员就悄悄对我说：老甘，你真傻，以后你就不要给他们带东西。他们叫你买东西你都答应，把钱收了。结果你说合作社关门，回来再把钱退给他们。

说起劳改队，还有好多右派兵团都收啊。兵团里头什么右派都有，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一个右派，现在还在上海。我跟他在32团塔里木农场认识，现在还联系。上个月我到上海，还去他家拜访他。他也是从塔里木劳改农场跑回上海，但他不是劳改员，身份不同。跑回上海这么多年，刚开始自己打工，拉板车过生活。现在还在上海住着，比我小十岁。还有一个在上海化工学院叫许天道，他是厦门的。原来是厦门鼓浪屿多少号，现在没有联系，忘掉了。还有个上海交通大学的胡启华，也是右派。这些都是人才，兵团收去干什么？劳动！不把你当人看。像我们这些右派，你可以利用啊，它都不用。像中学里缺老师，我可以教书吧，不用的！（插话：您还是教过一段是吗），我教过一年两年。

5、摘掉右派帽，再戴右派帽

问：您教过书，是什么时候？

答：1958年打成右派嘛，59年给我分配到新疆。在新疆大概过了两三年，61年还是62年，全国右派摘了一些人的帽子。中央下的文件，就第一批右派摘帽子，把我的摘掉了。我们劳改队不同意，说甘粹这个人劳动不好，磨洋工。但是农场里头政法股长说不行，根据政策该给他摘帽子，就把我帽子摘了。但是环境没有变，我就去到团部找他们。我说我现在不是右派了，你们又不用我每天挖大土挑大土，你们就缺挑大土的吗？这样就给我安排到中学教语文，教了两年三年，就碰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我揪出来斗，又戴上右派帽子。

问：文化大革命在学校里挨斗？在中学里挨斗？

    文化大革命斗我，又宣布戴上帽子，把我送到劳改队。送到劳改队我想不通，我就偷偷地写了封信寄给师部劳改处，就问我到底判了几年刑；我说，如果没有判刑，把我放到劳改队不合适。结果这封信起作用了，师里头把我的信批了一下，转回来，这样就把我从劳改队——还在劳改队里头——但是不再跟劳改员一起，带到另一个地方监督劳动改造。就是在那里过了段时候，我就逃跑了。

    问：在劳改队跟这时的监督劳动改造有区别吗？

答：干活没有区别，拿钱有区别。劳改员的28块钱是国家发给劳改队，劳改队来掌握；我是所谓有工资的，每月32块钱生活费。这32块钱每月是发给你自己，你用这个钱去买饭票菜票。

问：当时那么多劳改人员，女性又很少，那这些年轻人成家怎么办？要是不能成家他怎么过日子呢？

答：劳改员嘛，还成什么家？除非你劳动刑满了，所谓叫刑满就业人员，但也不放你走，还在那里。就是所谓你有公民权了，可以让你回家或者在新疆找老婆成家。

    问：那时有没有家里人给您想办法介绍对象？成家这个事怎么考虑呢？

答：没有考虑。后来给我摘掉帽子，我在学校当老师教了两年书；那时校长给我介绍对象，我看了一看，不满意，我不要。因为我心里头还有个林昭，我在新疆二十年，没有结过婚。

    问：那时候林昭也没办法联系。

答：联系不上，后来我知道，林昭病重住院了。

    问：您估计就是住监狱了。

答：关起来了。

    问：那您一直从1970年到1979年都在劳改队？

答：一直到1979年2月份。

九、右派平反 再回北京

    1、找人大 找工作

那时北京这个同学叫陈敏，给我写了封信，说中央有个55号文件，右派一律改正，你回北京来吧。我接到他的信，就正式打报告请假，我说要到北京去；我是右派不是劳改员。后来得到批准，我就从新疆跑到北京。在北京站下了火车，坐蹦蹦车，不是出租车，是蹦蹦车，到我同学家去。

我同学她丈夫是以前《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后来是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到她家里一去，我同学基本上不认识我了。那个时候很狼狈，同学叫我吃饭，留我在她家里睡，她叫我跟她老头子睡一个床。我说不行，我身上全长的是虱子。她说你赶快洗个澡，又把她丈夫的衣服给我换上，把我的衣服全扔了。我就睡她儿子的小房间。

然后她就替我去找人民大学，我自己也到人民大学去，它那时有个右派落实政策办公室。人民大学有招待所，就给我安排在那里住。但有时候我不住，晚上还是回到我同学这里，在三里屯。那时，我同学她丈夫官复原职，通过他找到当时人民大学副校长张腾孝，说我这个事情。校长就找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那时右派改正根据政策，我应该是在新疆安排工作。先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工资级别。

那时北京市公安局也落实政策，给了中国人民大学二十个户口名额；不管你给谁，共产党都是这样。通过我同学丈夫的关系，就把这二十个户口名额中的一个拨了给我，我这样才回的北京。人大开头答应我回人大新闻系去工作，结果一想，我这个学生右派又调回北京又在那里安排工作，怕别人知道了影响不好。就对我说，你自找工作吧，户口给你办回北京了。

我就自己找工作，当然我这个同学钟佩章也想了办法。我还到杭州去了一趟，找了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党委书记接见了我，看了信以后也是推托。说我们是工科大学，不是文科大学，你学文的，我们不好安排。后来我同学知道了又写封信，说你到浙江义乌去，义乌地委宣传部长跟她以前是同事。结果我没有去，我去了在那里干啥？说可以安排到义乌剧团当编剧，但义乌剧我都没有看过都不懂，当什么编剧啊？就没有去。

我再回北京，没有工作；我这个同学的丈夫就找到原来胡耀邦的秘书，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任书记叫李岩，后来是中宣部副部长。就找了他，他把我安排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因为我是学新闻的嘛，他说你在宣传部办院报吧。办了一年半院报，反正也就是个闲人。又叫我到中央党校去学半年，回来叫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党校；学员都是司局级和处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这样，办党校认识了王光美，这样一个来龙去脉。

2、重回体制内

    问：经过了这二十多年的苦难，您重新回到体制内工作。1979年回来右派改正了，有没有给您改正的文件？

答：恢复党籍，文件大概没有什么文件吧，我也记不住了。

    问：恢复党籍有没有文件呢？

答：也没有文件。文件肯定有，不一定给。

    问：您的党籍恢复了，关系落到哪儿呢？

答：我的关系在社科院。

    问：您的关系先进到人民大学。

答：人民大学又把户口迁到社科院。

    问：您有了党籍，恢复了工作；有没有赔工资？

答：不赔的。我在社科院党委宣传部还跑到统战部去上访了。

    问：不是有一些人都赔了工资吗？

答：没有赔的，右派不赔的。文件大革命整的老干部，全部赔工资。但是右派不赔，右派叫改正，不叫平反。一个钱都不给。所以说现在右派不服气，要求补二十年工资。现在我也不想补，补也补不了几个钱。二十年前几十块钱一个月，补不了多少钱。

    问：您回到体制内，当时你被打成右派时心里很反叛的。这个心理状态怎么调整过来？怎么能够适应呢?

答：调整不过来呀，我怎么调整得过来!

    问：但是您当时还办党校讲课？

答：我没办法，那是任务。党校又学马列主义，又学中共党史，又学政治经济学，我在人民大学都学透了。现在我讲马列主义，我可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腐败，我能给你讲得头头是道。

3、假如一生可以重来

    问：您觉得一九五七年反右政治运动，作为亲历者，您希望后人记住什么样的教训？

答：后人能记住什么教训我不管，反正现在这个社会已经烂掉了。现在年轻人已经没有信仰了，一句话，千辛万苦就挣人民币。认钱，别的都不认了。你说我们这些事情，他也不感兴趣。就像你们现在搞林昭这些东西，我不反对也支持，但我说没有用。因为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听得进去？那正义的、热血的青年已经没有了。社会也没办法，年轻人现在好，不搞运动了，不整人不害人；但是现在的职业竞争很激烈。你要生存，要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有房子有吃有住有汽车，你就必须兢兢业业地工作。或者你必须有后台有关系，否则你再有本事，你考得再好，狗屁没有用。

    问：如果您的一生可以重新来过，还是这样的社会和制度，哪些事您会做哪些事您不会做？

答：如果叫我重新来过，我就赶快下海，自己去奋斗，去游泳，不相信共产党这一套。我不会参军了，我想一想自己走错了；因为1949年解放的时候，我应该跟着我大哥到美国去。我大哥他在中国保险公司，就靠我父亲活着时的那点资本。我父亲原来是中国银行汉口分行的襄理，所以说我们等于是公子哥儿。我大哥哥是大少爷，二哥是二少爷，我是三少爷，我妹妹是四小姐。我就不会参加革命搞共产主义这些，不会了。我会想办法在49年跟我哥哥走一条路。我哥哥也犹豫了，没有走。他有这个条件，他是上海保险公司总经理的秘书，跟着他的总经理，可以到美国纽约去。要是我到不了美国就接着继续读书工作，走自己的路，不信这一套。

    十、记录六·四 回忆林昭    

问：您后来把对林昭的回忆和您对六四学生运动的观察写成书了？就是这本书（《北大魂——林昭与“六·四”》）

甘：（赠书给采访者）要回忆林昭，我考虑很久，没有下笔。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发生了六四。六四的时候我在社会科学院，单位的办公室就在建国门。那时候在社会科学院上班，我每天一早就先到天安门去转一圈。

那时我就有个心眼，当时我就注意了，就收集那些材料。报纸上发表的有些材料或者是发的传单，我每天都收集，每天都记下来；因为我当过记者嘛。后来我灵机一动，就把林昭这个事情跟六四连在一起。

天安门广场聚集那么多学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都在那里安营扎寨，每一个大学都搭一个帐篷，竖一旗杆，旗杆上挂着他们的校旗。实际上从我的经历来看，六四不应该发生这些流血事件。到后头，学生已经没有劲了。学生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天安门上倒是有个帐篷，中国人民大学一个旗子竖着，但是实际帐篷里面没有人了。都是学生自己轮流值班，这些大学都是这样的。

那时候如果像赵紫阳那样处理，就软着陆，完了没事了。当然现在揭露说，李鹏、陈希同等在邓大人那里假汇报，把学生这个事情汇报得太厉害了。最后邓大人就下令调军队来镇压，走个极端化。在调军队来镇压的时候，还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我现在脑子记不住了，还可以查得到。是调哪一个军进北京，那个军长（叫什么名字可以查得到的，我现在记不住了）（答：38军军长徐勤先）不同意，就把那个军长撤了，那个军长后来倒霉了。

到六月三号晚上，就听见天安门那里枪声放鞭炮一样，叭叭叭叭叭。六月四号一早我就跑到天安门，进不去就走到天安门往东，那里有公安部，公安部对着有条路叫南河沿吧。从那条路出到天安门，虽然进不去，但是看得见。天安门里头全部坦克群，一排一排地摆着。另外解放军拿着枪在那里，阻挡这些人进不去。而且北京人有个特点，喜欢看热闹，这老百姓都爱主动去看。后来解放军就轰这些人，轰了不行就开枪，这一开枪老百姓就跑；这个我在那里亲自看见的。

就在公安部门口，有一辆大的公共汽车给烧掉了。本来学生是把这些公共汽车摆在马路中间做路障，阻止解放军进城。实际上是六月三号晚上开始镇压的，这个本身可以避免，主要就是邓大人。邓小平这也是他的转折点，从此形象就跟毛泽东一样，也是个极权统治者，也就露出了共产党、法西斯独裁的本来面目。

六四我天天去看，有时候也随着社会科学院的游行队伍到天安门去游行。我每天记下来，记的时候突然想到林昭。现在我的写法是记日记的形式，记了一个月，这里头前面就是当天的情况，全是事实，有学生的请愿书，学生什么时候提出要求等。这些都是那时报上发表的，我作为日记形式给它记下来。下面一部分，就是我回忆林昭的事情，采取这样一个写法。这种写法别人还没有，我想这文学写作我就不同于他们。

所以这个《北大魂》等于是两部份，前面一部份日记，关于六四那一个月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一些具体事情；后面一部份就是我回忆和林昭的事情。《北大魂》就是这么一个内容。这学生要求民主要求科学，五四运动它也是打着这个旗号。六四实际上也是学生民主运动，给共产党镇压下去。就在这一点上是有联系的，所以我这个书的名字叫《北大魂》。因为要系统地写林昭，我没有那个精力。这样就写成日记，每一篇日记里头想到林昭一点东西，就提林昭一点，不是系统的，不是全面的，操作起来写起来就方便一点。

    问：书稿到哪一年出版的？

答：没有出版，这个书是六·四那一年我写的，两个月写出来。那个时候很有激情，写出来的稿子给这个看给那个看，就没有出版。胡杰帮我打印了一份，我找不到地方出版。找香港也找不着，我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最后，瞎猫碰着死老鼠，我有个朋友到加拿大探亲，我就把这个稿子复印了一份。那么厚啊，给他带到加拿大，从加拿大寄到台湾。

我那时候想，能出版就行；不要稿费，我要五十本书。结果他就寄来合同，我跟他签订合同。他遵照诺言出版，给我寄了五十本书。

问：您那时候天天去广场，六·四后来搞清查，您怎么过关呢？

答：社科院很简单，因为我每天去，连写这个书，社科院都不知道。我也豁出去了，因为写这个书，台湾一出版，共产党肯定知道。他要找我麻烦不是不可能，我也就豁出来不怕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林昭私下给我讲过，王前跟林昭在一起时告诉林昭，说她原来是河北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读书、进步、靠拢共产党，这样跑到延安去，等于是进步青年跑到延安。去了以后，那时时兴组织介绍，组织部长给她介绍刘少奇。王前开头还不同意，不同意就劝说她。王前最后跟组织上这么说，“我现在还是个姑娘，我还没来例假呢！”结果共产党组织就说，没来例假没关系……她第一次来例假之后第二天就结婚。另外还有一个，刘少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那一天报纸来了，王前看着报纸，就自言自语地和林昭说了一句，说“他胖了”。这是林昭后来，我跟她在一起，她讲给我听的。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人民大学铁一号里搭了几个炉子，教职员和学生轮流值班，往里头丢柴火。但是晚上，就叫我们右派值夜班。王前晚上带着她的孩子（女孩还是男孩记不清楚了）来看我们，还带了点心、饼干、蛋糕给我们这些右派吃，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2014年3月25日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备忘：感谢邓传彬协助记录采访录音稿，感谢吴娟做整理校对。我最后对校订稿作了压缩和整理。为阅读方便，对内容作了时序调整，例如将谈反右的集中在一起，将回忆新疆劳改的叙述调整到一起；未完全照录音时间顺序。

附录：

2013年4月29日 甘粹先生灵岩祭酒辞

灵岩祭酒辞

——林昭殉难四十五周年祭

甘  粹

林昭：

    曾在清明的万佛高处南酹祭你！也曾一年九度，在铁玫瑰园与你相对相依……倪大姐北来铁玫瑰园看你那年，我也曾遥想过南赴灵岩亲祭。“一品景芝，百味天下”：这两瓶酒就是那时备下的。

    可病缠气喘，终竟我连铁玫瑰园也去不了了！尤其近来，终于读到你的血书家信！终于读到你的战场日记！无限悲伤中，每每中夜彷徨，可我至多至远——只能从郎家园走到现代城！……

    自梦中你一袭白衣扶棺西陲向我无声地走来……姐姐，龙华桃红已经第四十五度！我们在上海乌鲁木齐教堂前最后诀别，近五十四年了！最后那次灵岩祭别也倏忽九载！可我再也不能灵岩亲祭你了！特恳托朱毅代我在姐姐自由碑前打开这两瓶祭酒——他曾清明万佛高处陪我南祭，更见证张元勋先生一笔一划“雕刻”你，见证我一稿一稿、一雕一雕审你，见证你的闺姐倪竞雄、你的上铺程一瑛千里万里南来——我们一道陪伴她们来铁玫瑰园看你！

    （图片：甘粹、朱毅2009清明于万佛包遵信无字碑南祭灵岩）

六酹碑前，三洒长空 ：九酹的碧天翠地之间，是耄耋之我苍老凄凉的又一声声“姐姐”!——呼唤永永远远36岁的你！比地老天荒更其苍老！ 凄凉得一如我面对《灵耦絮语》悲吟低回刘天华之《病中吟》…….而你，我的姐姐！——我的猫咪！你一定在天国热泪盈眶地推开那扇二楼的窗子再度倾听！…….

一品景芝，百味人生：六道金圈，两擎庄严典雅的深蓝色天柱——天与地这样的维纳斯杯之间，我们在继续大清海军部庭园或天坛、景山、团城、金水桥畔的相挽而行吗？……你我一定在深情回首《灵耦絮语》中两个天涯沦落人那真实而永恒的絮语——

我说：除非别人把我们分开，我们之间不要分开！

你则更正我道：除非我们自己分开，别让人家把我们分开！

一下子我们两个又都笑了——仍然忧郁而悒抑的笑！我还是说：你看，姐姐——我总是叫你姐姐——一句话里鲜明地表达了两种不同的性格！  （参见《林昭：灵耦絮语》236节）

是“人家”，是劫世，更是自由战士的神圣使命和复仇女神的道义担当把我们分开了吗？！——永远地分开了吗？！不，姐姐，你推门拦住我那一刻噙泪而柔情的声音——“刚才刘天华的《病中吟》，你是特地为姐姐奏的吗？”——更永生永世缠绵萦紧着我了！《灵耦絮语》中多少细节，正是当年你的娇柔、你的风采、你的词锋!……正是当年我们反叛的爱情时光与瞬间！…….是的，透过以血还血的万古荒诞与真实，姐姐啊，那铁窗血絮中夜夜奔涌的爱的深处，不正是我们的失乐园？！不正是姐姐夜夜向我展读的普罗米修士受难的担当、圣洁的复仇？！——复仇！复仇！！为人类，为浸透林木——浸透木质木纹木筋的世纪华夏之血！也为浩劫夙世之千年孤独！……也许我永永远远读不完它，也许世人永永远远读不懂它——《灵耦絮语》!人类爱与神性血写的极致！一个中华女儿——一个自由精灵奉献夙世旷古的绝唱与悲怀！——

爱情是美丽的！

反抗的爱情是美丽的！

比死更强烈的爱情是美丽的！

（参见《林昭：灵耦絮语》181节）

亲爱的姐姐：张元勋先生这个月12日骤然去世了！而明天，就是钟海源女士第35个忌日——他是我委托祭酒人的挚友，李九莲的战友，无肾无坟无处可祭！恳请你允许我就在你的碑前，把另一瓶一品景芝感恩地献祭於张元勋先生，感念地献祭於钟海源女士！——

感恩我永远敬佩的张元勋先生，敬佩与感恩他生死之间探监提篮桥的凛然与至情！

感念钟海源女士那反抗的、比死更强烈的爱之美丽！

天地九酹：

灵岩碧翠，地老天荒……

永永远远的姐姐，快了！——天国等着我！

2013/4/28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