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日星期四

“二两骨灰及一首诗歌”

 ——读诗人高野的自选集打印稿《一束雏菊》 

艾晓明

高野老师寄来他的诗集打印稿,约我写序。我哪里够资格写序?我读过的诗很少,自己现在也不怎么写诗(除了有时故意写点分行的句子和时事对怼)。我在青少年时代也曾大写红色颂歌,膜拜马雅可夫斯基、贺敬之、郭小川。后来因为教学所需,读过徐志摩、戴望舒等……时光流转,诗的经典被冲刷、忘却,我似乎说不出什么特别热爱,或者记忆的现代诗篇。现在我也很少读诗,除了一位天才诗人,他叫殷龙龙。

但这里不是要谈殷龙龙——我是他的铁粉之一;这里要说的是高野先生,一位八十五高龄的老者,一位正在向未来告别、给读者留下遗言的诗人。他甚至提前在自己的灵前摆放了一束雏菊。这弱小的、平凡的花朵提示了诗人的存在;哪怕岁月的黄土下只有灵骸,他把哀歌留在世间:

唉,我生命中的青春、才华、自由,都被无情地剥夺
只剩下,墓内埋葬的二两骨灰和一首诗歌
过路人啊,我就是值得默哀群体中的一个

高野先生是在中国一九五七年大劫难中的幸存者之一,更是其中少有的诗人:坚持以诗的形式控诉、呐喊和提供证言。他被打入社会底层时写下零星诗稿,在晚年修改旧诗,并将新旧诗稿三百多首结集,2011年出版了自选集《一棵花落的树》,《一束雏菊》已经是他的第三卷自选集。

看高野先生的诗,我常常想,他应该写回忆录。高野先生经历过人生至痛,平直的诗句似乎无以承载。在他的诗篇《五一,安魂曲》和《挽歌:先父三年祭》里,浓缩了青年年少时经历的人伦悲剧。一九五七年前后,高野先生的祖父被“追认带‘选民证’的地富分子/ 在三年大饥荒中活活饿死”。而这位罹难者的儿子——高野先生的父亲,临终时要求是:“死后的尸体要盖一面中共党旗”。好吧,以后的读者一定不明白这里的血肉亲情是何等的错乱纠结;但如此背叛家庭而投身共产梦者,何尝不是一代人的生命史。老诗人有六卷诗词传世,临终时他要求披一面党旗;他要的是政治待遇和权力尊严呢。高野写道:“这是你九十六个年年岁岁换来的/这是你七千桃李织下的最高荣誉”。

高野先生的父亲是这样表现了知识分子改造的理想成果,当青年诗人高野在那场惊天“阳谋”中被打成“极右”时,“父母为保住饭碗而登报与我脱离关系,未婚妻的党员被除名并与我解除婚约。我痛不欲生,咯血不止,还患了精神病。”这样残酷的内心经验,我们在上述的两首诗里,略见一斑。高野先生隐忍的笔墨,不足以呈现残酷的深度。

但也许是诗人父亲给了高野另一种异秉,让他对诗歌保有终生不渝的热爱。高野的诗坚守了幸存者的身份,他写被摧残、辜负和遭遇创伤的事物,他为罹难者遭受的不公而控诉,他也因此格外珍惜平凡的、和平的生活景象。他的诗,有一种五四新诗那种“我手写我口”的直白和朴素。

高野先生在自编自印的诗集里,常常引用现代诗人的锦言佳句作为题记,同时他也爱以名画和照片作为插图。这些图文环绕着他的诗篇,犹如一部私享的剪贴册。也许在最终出版的诗集里,我们已经看不到这种剪贴的风格了。而通过这种方式的打印稿,我们可以了解到,诗人在内心里一直在和大师经典对话;这些诗画投射出他灵感的来源和艺术追求。而所有被他拣选的大师和经典,也几乎都围绕着哀痛、伤残和罹难。

高野先生约我写序时,我说我写不好。而他说:我的眼睛快看不见了。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责任、一件不能推脱的事。我想到今年去世的张遂卿先生,当年正是他带我去拜访了居住在西安的诗人高野。所以,不揣冒昧,我写了上述文字。

我不能说我推崇高野先生的诗,也许我自己的品味趋向于更强的穿透和提炼。但我推崇他这种以写诗为生命的执拗、这种捍卫诗之存在的意志。想到那一代人中无数的沉默和无意义的喧嚣,想到汉诗在当代被蹂躏和掩埋的景象以及假诗崛起的荒诞。那么,还有什么比幸存者不眠不倦地保持写作的状态更重要呢?哪怕年迈体衰,屡战屡败,哪怕是诗章只是储藏“多少无奈 无告又无法排泄的哀伤”,哪怕写诗本身,也成为伤害和屈辱,高野先生的诗深深铭刻了这种不屈的姿态。这些,比诗的完美更重要,比诗的形式更重要;因为,它本身就是生命之诗意。

谨此,愿高野先生健康长寿;我们借龙龙的诗句共勉吧:

要肆无忌惮地死
加倍的活


               2017年12月7日

来自窗外的注视 ——读文海新著《放逐的凝视》

                       

     

看文海有关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新著,想起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一幅画,一群人在窗户外看着墙内的我们。在这个比喻里,文海似乎是站在外面的一员,而我们这些通常持摄像机的人成为被观看的对象。理论上和现实中,文海目前都处在相对自由的位置,他这本书,放在墙内,就不可能出版。

墙内的我们——做中国独立纪录片的一族,尽管被封闭,却还像落在陷阱的野兽;困兽犹斗。这里,当然有着丰富的可以做纪录片的题材:地球上最广大而深厚的雾霾、最绚烂和多彩的水污染、最奇葩的化学添加组合食品,以及在苦难中忍辱负重的人民。还有端坐在电视中出席无穷无尽会议的统治者,以及生活中苦苦追逐人们思想情操的警察便衣;哪一种不是历史上濒临绝种的极品?

被文海在书中讨论而且也给予很多鼓励的我,其实缺乏写书评的心态。很多时候,我遗失了自己的身份。被国内的独立电影节自觉剔除,见不到自己的观众和读者,至于国外的选片人,也像隔代的星球不相遇。只有警察是最多和我讨论纪录片的人。虽然我近年作品很少,做得也很慢;但每到一个段落我们就会有交集。我曾建议警察主办独立电影节,或者让我去警官学校教电影。这样,我们反而有机会探讨作为独立艺术的电影语言吧?但这种组合注定很奇怪,你想让警察作为审片人还是观众?你让你的朋友把你看作同类还是线人?

扯了这一大篇,我的意思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几乎忘了自己是谁。被限制出境已经进入第八年,被警察循循善诱更超过八年。在这年复一年里,我的智力在他们眼里返老还童,以至于限制我的理由成了被保护。可能在警察看来,这些搞独立纪录片的,不是老痴就是幼稚,需要在警察的指挥棒下牙牙学语。就算没有这么残,那也是居心叵测的危险动物。我有时不免变态,对警察的使命表示同情。追逐人们的思想特别是艺术家的创作冲动,这是不是比弗洛伊德更为难?当然,人家又哪里需要我的同情;而我族类多少艺术生命被搁浅,长歌当哭也不要哭错了门庭。

文海的工作于我来说,仿佛是那个在海滩上的孩子,他拾起星鱼扔到海里让它们重返生命的本源。这些人——中国抗争性纪录片作家,被对手敌视、被朋友自我审查的一群,在文海的书里,得到尊重,构成中国独立电影中最重要的一脉。

文海有过电影学院的专业训练,曾经在央视工作,后来脱离体制拍片。他参与过王兵的《夹边沟》、《三姊妹》、艾未未的《童话》等重要作品的拍摄。他独立完成的《军训营纪事》、《喧哗的尘土》、《壳》等纪录片,参加过法国真实电影节、葡萄牙里斯本国际电影节等重要的国际影展。他亲历国内独立影展的兴起和困境,并和那些著名策展人有直接交往。这使文海能够以见证人的身份来探讨中国独立纪录片,包括从最初的反叛主流到参与社会运动的历程。

这本书有六章,第一章“决绝”描述了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独立记录,重点讨论了胡杰和王兵见证历史和社会变迁的纪录片。第二章“空间”呈现了在北京、上海、南京以及云南出现的放映空间,梳理了如“中国独立影像展”、“云之南”等影展的波折以及与国外电影节的交流。第三章是社会抗争性的纪录片在内容边界上的拓展,重点讨论了如胡佳的《自由城的囚徒》、王我的《我们》、赵亮的《上访》等作品。第四章把我的作品《天堂花园》、《我们的娃娃》、徐辛的《克拉玛依》、艾未未的《老妈蹄花》等片作为一组,考察在公民抗争背景下纪录片内容和制作方式的突破。第五章纳入了更多的抗争性纪录片,如郭锡志解构意识形态生产的作品《喉舌》、何杨反映福建三网民案主人公之一的《赫索格的日子》……随之而来的是北京、南京、云之南三个主要的独立电影节遭遇困境,被迫停办。第六章《结束即是开始》描述了在这些影展停办过程中以及停办之后依然顽强生存下来的作品,如艾未未的《平安乐清》、胡杰的《星火》、王兵的《疯爱》、翰光的《流亡》、林鑫的《生存三部曲》等。

通过文海的梳理,我们看到这一脉纪录片的力量所在。它挑战禁忌,反抗强权,坚持自由拍摄,追随社会改变。尽管言论环境严酷,独立纪录人和观众之间的交流被阻隔,但依然产生了一批作品,为中国的极权灾难、社会冲突和民生疾苦留下宝贵影像。文海对此寄予厚望:“未来中国的电影应该在这批独立电影导演所构筑的基础上继续演化,所有独立电影导演都肩负着这份责任”。文海还没有来得及讨论近几年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作,但这份责任肯定是更多地落在后来人身上了。

在每一章都有文海所做的人物访谈,他和胡杰、林鑫、我、翰光谈有关纪录片的观念、主要作品的缘起、构思与影响等。他也和朱日坤谈影展的策划,与律师滕彪谈公民运动、新媒体与争取话语权的关系。书中还有崔卫平教授对文海自己的访谈,这些记录可以帮助读者从不同角度了解导演、策展人、公民权利意识和影像的互动关系。而每一章后都附有关于人物与作品的注释,最多达91条,这也为读者展开研究提供了线索。

回到本文的开头,也许,把文海的著作看作窗外人的关注是不确切的。在心灵上,文海和此地的我们心息相通。回望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历史,文海是知音也是战友。写到这里,我想起电影《石榴的颜色》的开头,俄罗斯异议艺术家帕拉捷诺夫(SERGEI PARAD JANOV)在这里,用五个静物画面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一句话:“我是一位生活和内心充满痛苦的人”。那是诗人的独白,是啊,怎能不如此?既然如此,那么,借用文海的话,那就沉下去吧,接近这苦难的河床,“扎根、扎根、扎根……”
与文海共勉。

                         2017年1月6日于雾霾天

“学习所有她为了抵触这些痛楚付出的努力”

——艾晓明在MATTERS 上有关ME TOO 运动和在线用户的问答

转载前言:感谢洁平、晓雅的邀约,感谢彭捷的整理。我改了一下标题(因为和我下一篇专门评林奕含小说的文章重复了),此外只是修改了个别错字。原来放在微信上转发,不足两天已经被删除。先放在自己博客上,作为一个思考记录。
艾晓明  
201883

版权声明:
以下内容来自Matters,原文刊载于https://goo.gl/CAegcU Matters是一个以区块链技术驱动的创作者社区,致力于使好内容获得好回报。它正在内测,若感到好奇,可点击申请:https://info.matters.news

昨夜的Matters在线问答,从晚上9点一直持续到12点半,17位用户向艾晓明老师提出了大约28个问题,还有很多排队没来得及提问的朋友。@彭捷 做了针对13个核心问题的精华整理,作为对过去一周中国metoo的回顾,和大家反思的集合,非常值得通篇细读。最后,艾晓明老师引述台湾作家林奕含说,在林奕含所写的房思琪故事里,伊纹对怡婷说的那段话,道尽了metoo的意义:“你可以假装世界上没有人以强暴小女孩为乐,假装思琪从不存在;假装你从未跟一个人共享奶嘴、钢琴……但是你也可以选择经历所有思琪曾经感受过的痛楚,学习所有她为了抵触这些痛楚付出的努力。” 这是林奕含给我们的遗嘱:“你要紧紧拥抱着思琪的痛苦,然后替她活下去。”

希望更多的人,把倾听、理解、反思与讨论,进行下去。有延伸问题,也欢迎在这里继续发展!

【关于中国版metoo和它引发的争议】

1. metoo运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鼓励受害者发声?提高性别平权意识?推动建立反性骚扰机制?打破男权社会? ( @劉昭陽)

艾晓明:社会运动的性质没有单一的本质,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但是至少可以这么说,metoo 是由性侵/性骚扰受害人发起的运动。在我理解中,它是所有社会进步运动共同的特点:反压迫的运动。它的首要目的是受害者发出声音,其余的是提高平权意识、推动建立反性骚扰机制,如政策指南和教育工具,使反性骚扰变成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也为建立机制做好理论准备。

2. metoo 存在着「误伤」需要纠正吗?如果有,纠正机制是什么? (@劉昭陽)

艾晓明:我不认为 metoo 现在就存在误伤,而且我们怎么鉴定言论带来的「误伤」?假如有「纠错」的话,言论自由、充分讨论也可以算作一种「纠错」吧。每一位被批评者都应该有充分的表达权,假如有人整理这个运动中的舆论过程,我希望在标出受批评者的真实姓名时,也应该附上他们的自辩。但是对于严肃的研究者和希望查明事实的人,我相信他们自己也懂得,在去中心化的网络上是可以找到双方的说辞。

3. 怎样理解知识界对 metoo 的意见分歧? (@劉昭陽)

艾晓明:知识界的意见各异是好事,不存在团结不团结的问题。团结也不意味着一定要统一口径。人们对问题的认识不一样,可以通过辩论以及陈述事实来互相吸引,也可以交流互补。一场社会动力来自于个别专家的牵引才危险,它应该来自于现实本身:存在着性侵/性骚扰的现实;存在着反对这种现象的思想理论和行动派;存在着杜绝这种现象的社会需求。

4. 最近看到一些评论文章,对metoo的参与者(包括举报者、被举报者、讨论者等)用自由派、保守派、建制派、左翼、右翼等词汇进行鉴别和区分,这样区分参与者是否没有必要? (@宋茗)

艾晓明:先补充说一句,前面有朋友问道me too 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我觉得,在文化批判的概念定义里,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形态,被压迫者没有话语权,因此也谈不上意识形态。而当他们发出声音的时候,则是对意识形态的反抗;正如me too 它也是对男权意识形态的反抗。要讨论me too 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在欧美和在中国也不同。我想在中国它显然是受打压的,目前媒体也不让报道(我自己的帖子以及转贴文章有些都被删除了)。

用保守派、激进派(或公知、口炮)、左翼、右翼去鉴别的话,可能也会有让人糊涂的地方。因为概念定义有背景,在西方,女权主义多被归之为左翼,但在中国有「毛左」,女权派这么说来又是「右翼」(中国的左有特定含义)。 「建制派」这个说法好像在香港语境里用得比较多,用在大陆政治里,我就不懂了。我觉得在中国大陆推进metoo 运动的,主要是更年轻的女权活动家,其中有在国内和国外留学的同学(她们可以归之为青年女权行动派),有一直在从事女权倡导的独立媒体工作者、女权主义学者,有性别平权意识强的女记者等,还有就是公益圈的女性工作者、妇女与法律工作者(一些为妇女权益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是经历过多年性别平等教育的朋友们。

另外,在自媒体时代,大家也不一定都有机构,有一些公众号作者,长期持续地在做女权倡导。所以我觉得是可以通过各个发声管道来看那些人是运动的推动者和参与者。

5. 最近中国的几波MeToo,爆出了很多学术圈、公益圈和媒体圈的人,让很多人感到有些幻灭。有些人认为有性骚扰、性侵犯行径的人德行固然有严重瑕疵,但其学术成就或其他专业成就不能被否认。我想问,学者,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者,其私德跟学术真的能分开来看吗? (@來福)

艾晓明:我个人认为,私德和学术应该分开的。一个人有多面性,我们应该承认人性的复杂多样、认识的参差不齐。学术还是用学术标准来衡量。但是性骚扰这个问题和人文学术的相关性要多一些,它代表着对性别的看法。如果一个有专业成就的人被曝出有性骚扰行为,恐怕会影响到的公信力。

不过,一个人的公信力也是流动的;某学者如果因为认识上的差异开了不合适的性玩笑,并且受到批评,他并非没有机会改善自己。如果他引以为戒,人们也会相应地改变看法。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掉性的污名,学习平等相处。

第三,我认为性骚扰这个问题并不属于私德,或者可以小而化之为「生活作风」的问题;而需要纳入法律范畴来考虑;道德则是个人对自己的要求,因为我们每个人对道德的理解也不一样。

6.我在中国推动高校反性骚扰机制半年多,高校态度越发暧昧;如今metoo刚开始来到职场,公益圈就很积极回应并探讨出台机制,各种研讨会开得很积极,您觉得,这个机制会不会在专业领域更容易实现,然后推动到高校?如果不会,您觉得怎么能更好推动呢? (@黄雪琴)

艾晓明:公益圈机构运作起来比高校容易得多。因为公益机构本身有相当的独立性,而高校和体制有密切联系,受到严格控制;高校的体量也比公益机构大太多。因此,在公益机构建立和推行反性骚扰的机制会容易得多。如果要在高校推动反性骚扰机制,一般是要做大量的教育培训,通过妇女和性别相关教育机构、公益组织来完成。但是这些机构在当前严格的意识形态管控下,几乎进不了高校(至少是难以直接介入)。因此独立的公益教育机构通过 metoo 运动的影响,利用媒体报导以及行动者本身的动员倡导,便能影响到高校的教师和学生。例如北大就委托校内的中外妇女研究中心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其他高校中可能依托的平台和机构不一样,但如果像北大这样的学校类似作法多了,也能互相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metoo 运动实际上是在推动机制的形成,有若干学校对于被指控的教师做了调查,对于证据确凿的做了人事上的处理,这对教师是有警示作用,对metoo 行动者也是有鼓励的。

【作为个人,可以从 metoo 中学习与反思到什么】

7. 在运动进行到这一个阶段,除了倾诉之外,还有什么方式和工具,能够帮助女性自我赋权和培养内在力量?这些天我看了很多痛苦的故事,这些大规模的愤怒和创伤,除了聆听,普通人之间还能以什么方式去互助,帮助把创伤转化成积极的行为和自发的内在力量? @覃里雯)

艾晓明:第一个是对 metoo 运动的坚持,发声本身就很重要。而发声带来很多回应,里面暴露出了即使在知识分子和作家学者中,分歧还有多么大;那么相关的回应和讨论,都是在推进对问题的认识。其实仅仅是认识清楚问题,就需要很长时间。第二,这次运动也让我们以新视角重读一些文学、电影作品,通过讨论这些文学艺术作品,来回应当下 metoo 运动中的讲述,也是一种提高觉悟的方式。

8. 我最近才知道,在媒体圈内女记者遭遇性骚扰的机率如此大,但大部分记者都是以能躲就躲的态度面对和解决。然而,很多媒体圈的女性是以女性主义者自居,真遇上事情后才发现自己并非那么「知行合一」(我很理解,没有贬低的意思)。想问艾老师,这样的境况需要怎么样的心理建设?或者说,作为可能的受害者,我们可以提前做哪些心理上的准备? (@Yuhan)

艾晓明:这可以分为「法律」与「个人心理」两个维度去准备。

一是要求法律上建立强制性规定。毕竟女性有时可能碍于现实的限制无法直面抵挡性骚扰,只有建立投诉渠道才能保障女性有得到尊严的权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 metoo 运动的原因,不是说我们怎么自防可以保护自己,而是我们怎样推广反性骚扰的观念。

二是认识性骚扰的普遍性,有了准备才能发展出策略。据我有限的观察,女性的强势气质、出色工作能力和语言机智较能抵挡男性的性骚扰。女性发展出别于传统文化所鼓励的温柔内敛的气质,或许能更有效防止性骚扰。当然该说不的时候也一定要说不。

9. 那些真诚认为自己只是善意开玩笑的性骚扰者,可以怎样从metoo中反思自身?(@劉昭陽)

艾晓明:如果那些人自认当初的行为是善意的。他们应该学习新的交往语言。我们都有情欲诉求,但是我们需要学习尊重别人意愿的表达方式,这不是禁止性,也不是要把所有同意变成商务谈判,而是让我们有更好的、礼貌而优雅的方式去交流。另外,如果你的玩笑真的让女性感到伤害,你也可以向对方道歉,为什么不可以诚意道歉呢?如果你是真的尊重、爱一个女性,我相信对于文明人来说,一个对不起是不难说出口的。

【女性经验作为知识,我们需要更多书写与聆听】

10. 知识分子在学院里流传的知识,大多是概念化的知识(或就是概念本身),而与生命经验有很大距离,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容易“讲耶稣”(香港话——讲大道理)。而您告诉我们另一种知识状况:metoo的知识直接源于晦暗、痛苦的生命经验,它的结晶异常困难——苦难规模如此庞大、屈辱如此沉重、没有话语传统,难以再现。您似乎也在同时倡导另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少“讲耶稣”,先要知道和懂得别人,要学会聆听和体会别人的痛苦,要帮助那些深藏痛苦的人找到合适的语言,表达出他/她们的痛苦。请问,您这种意识和使命感是怎么发展出来的? (@Tao)

艾晓明:知识的发展一直来自被压迫者的经验。第三世界的人、非西方世界或者殖民地的人、土著人群还有女性,他们/她们在现成的经典和文化体系里找不到自己的经验,直至他们有了书写能力后开始讲述、质疑、颠覆和重写,将自己部落、族群、性别的经验带入,形成理论的冲突和新的学术传统,这才有了不同的认知和理论进展。我从女权主义的经典中学习了这种批判性的思考,我们生活在专制对思想言论的控制下,对谎言和强制的反抗不可能不成为一种思想方式。除了生活在真实中就不可能有别的生活。我学文学,文学让我们知道个人性的重要,是理解生命的出发点。我们应该将女性经验带入知识生产,从而重审经典,颠覆、修补、创造新的知识体系,因为我们有许多经验仍被压抑、排斥的。我们惟一的问题是听得不够多,走得不够远,所以我需要更多个人和生命的书写。

@安澜:关于知识生产,女权主义的理论持续强调女性的经验作为知识、证据和生产知识的立场。艾老师更直接指出,metoo 受害者不仅仅是在诉说、证言,也在生产知识。这一步很给力。我还想说的是,这一波性骚扰受害者的言说,其力量还来自其反身性,她们能够较清晰地反思自身的经历,很多受害者说到她们受其他文学、艺术、理论的启发而获得反思的视角,知道自己没有错。这也是重要的进展,这种言说不同于以为以“歇斯底里”式表达的控诉。歇斯底里式的表达,需要读者当作症候来阅读。而这一波反思式、分析式的表述,可以直接鼓励更多的言说。

11.metoo运动在去中心化网络中的有效传播,是否意味着“碎片化”的社交网络也可以达到某种意义上的“公共交流”?这样的话语传播经验应该如何被整理,继续生成能量? (@Tao)

艾晓明:这次议题传播的速度和回响之丰富,是传统媒体时代无法想像的。一些在身在国外的政治经济学者,甚至是理科毕业的年轻人,都通过公众号和长篇文章参与进来,空前地扩大了人们思考的视野。让人有一种反传统的、思想游击队出没的感觉;这也改变了过去的微博时代以少数大 V 来产生思想影响力的方式。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性别的问题和各个社会问题有广泛的连接,它是需要思想先锋的领域。

12. metoo这场辩论,既是法律和文化战争,也是语言之战;因为语言框定了问题的范围、暴力的性质,以及人们对于性侵害性骚扰的感受力与感知方式。文学想象、叙事和语言可能对当下有关 metoo 的讨论有什么启发,或者说能够敞开新的言说空间? (@海涛)

艾晓明:林奕含在写作中也深刻地质疑了语言,质疑了语言的陷阱。它让小女孩对世界充满幻想,但真实的世界如此粗暴,文学成了精致的外套,掩藏了真实。她的写作也是另创语言的张力,所以她其中很多用典是颠覆性的,例如「温良恭俭让」等。

@卡密:艾老师的《夹边沟 祭事》特别突出的一点和 metoo 运动有共同之处,那就是让当年的受害人,找到一种发自生命经验的语言,来描述她/他们的经历。不是用别人的话,不是用意识形态的语言,不是用思辨的方式,当事人要找到一种自己的语言,来讲自己的经历。在许多性侵个案中,当事人所经历的痛苦,是没有任何一种现有的语言可以描述的,一旦使用别人已经用过的语言,这种暴力和痛苦就进入了别人的话语逻辑。这也是为什么文学、电影在再现人的经历的过程中如此重要。非如此不可,才可以精确地把这些隐藏的、压制到最底的、被语言修辞美化的暴力和痛苦命名。

13. 女性受害者故事的叙述(通常是悲惨的,被动的,受压迫的,恐惧迷茫的)是否会进一步加强世人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被动、柔弱、需要照顾,即受害者弱势者的位置? (@Willy)

艾晓明:在这些个案里,其实没有一个整体的「女性受害者」,只有一个个具体的受害者。林奕含在访谈时也一再强调,她不愿意将房思琪放到「大结构」里去思考。在谈「父权制」、「受害者」这些泛概念时,她担心一个一个的具体的房思琪被忽略掉。她更担心个体的、那种连接具体生命的独特经验被忽略不计。因此也没有整体的受害者印象,只有每一个人具体的命运。我们去听受害者的故事,不应该带有某种预设:它应该是坚强的、重生的、涅磐的;或者是悲惨不悲惨的。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经验,尊重个人的讲述方式,从那里面去听,去了解,去思考为什么。

2018年7月29日星期日

幸存者的屈辱书写

          
——ME TOO 的知识生产或从林奕含说起

             艾晓明

ME TOO的七天,基本上打断了我计划中的创作准备;每天都有新的事件、新的主人公和新的角色参与与辩论。太多的创伤叙述以及太多来不及反驳的沉渣泛起,让人在思想和情感上都超负荷。更令人难以摆脱的是拉底智商的跟帖和无理纠缠。学界、媒体圈过去熟知和神交的朋友也在漩涡中翻脸;友谊难以为继,立场就此一别(或许友谊和立场也是基于幻想的共同体,事实是没有友谊,在随笔“不过一群娼妓”中已言尽于此)。最麻烦的是有人追着喊着跟帖,二加二等于五,此刻等于五,永远等于五……不再是理性互动而是话语霸凌。

进入这场辩论,深深意识到,作为女性,你不是获得解放的人。基于性别的霸凌一直在,只不过被自己掩埋或遗忘。一旦进入辩论的壕沟,那强盛恒久的阴暗话语卷地重来。我不能忘记章文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宣告杀心,指控者却被要求扼住喉咙,停止呜鸣。我也因此理解了林奕含在诀别这个世界之前这样谈到她的书:

Primo Levi說過一句話,他說集中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但我要說:不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是房思琪式的強暴。

     一、何为屈辱

ME TOO中的发声,也正是被强暴/性侵后的幸存者书写;其中的生命经验,饱含压迫、羞辱、委屈、耻感。事实证明,说它叩问这个社会的良知是想多了,多少良知代表对此是不屑一顾的。说希望再不要发生类似的悲剧,对于运动的自觉领导者或许是,对很多早已被性别的暴力震慑、俘虏和改变了人生轨迹的牺牲者已经不是。就像林奕含,她在写作中亦不相信这能改变什么,我想这也强化了她对自己这种书写的感受,她称之为“屈辱的书写”。

我从很多ME TOO的故事里看到林奕含式的“屈辱”,林奕含的陈述包含了几层意思,第一,诱奸且受害人爱上强奸者,故事有关堕落、屈辱、不雅;第二,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为这么大质量的暴力,它是不可能再现的。”林奕含说的“大质量”,有多大?就我们这边的情况来看,《人物》公众号上周发布问卷,不到24个小时收到了超过1700个和性骚扰、性侵有关的故事。其中,绝大多数遭受侵犯者都选择了沉默。这是编辑部的一天,假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开放信箱;假如有一百个刊物做这件事,我们的现实认知,会沉没在一片漆黑的汪洋大海中吗?

第三,林奕含所说的“不可能再现”;这是更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从《人物》中选载的叙述中,我试图来回答这个不可能:首先就是太多了,太平常了,它就是女性的日常;每天都在发生,不足为奇。

试问,有多少女性不是这样,通过熟人的裸露、异性的猥亵、男孩的性游戏、对偶像的崇拜而失去天真,进入性别等级的社会仪式。而且,偶然、琐碎而难堪的场景,家长、学校何时教过你怎样诉说?遑论记忆?再则,即使是有文学怀抱,试图书写,又能从哪里找到书写的范本?更大而化之地说,在哪里可以找到控诉屈辱的女性文化传统(你能找到大量名画是强奸主题,但那多是男性艺术家的作品;书写被强暴耻辱的女性主体在哪里)?它也没有知识上的传统(在女权主义的写作理论中是有的,但林奕含或者很多非文学的爱好者没有来得及接触。)

第四,从没有传统的地方开始书写,还有一个面对语言的问题。那个作为经典的语言不是你的,它美且蛊魅,为另一性助力。你所崇拜的人、营造出这个传媒偶像的人(无论是林奕含书中的辅教名师,还是这边的长江学者或者百大思想家之类),他有语言之美的加持。我把这个语言的范围扩大了,在林奕含的语境中,它没有那么大,特指的是中国语言文学之美。

她说這整個故事最讓我痛苦的是,一個真正相信中文的人,他怎麼可以背叛這個浩浩湯湯已經超過五千年的語境?為什麼可以背叛這個浩浩湯湯已經超過五千年的傳統?我想要問的是這個。”这个传统,是她所相信的人文情志,是“思无邪”;大而言之,人类语言文明创造出的教养、情怀;这也应该体现在异性交往中,是爱与美。但最后的问题在于,这些文辞变成了欲望的巧言令色。因此女性所承受的,不仅是被占有和控制的羞辱,还有语言的背弃(它就不是你这一性的,它书写在你的身体之上,以它的美来捕获你):

我的整個小說,從李國華這個角色,到我的書寫行為本身,它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詭辯,都是對藝術所謂真善美的質疑。我想用一句話來結束,怡婷她在回顧整個大樓故事的時候,她有一句心裡話,她說:她恍然覺得不是學文學的人,而是文學辜負了她們。

那离开语言,你又怎样讲述自己的屈辱;何况,写作者无力改变现状,只能是加倍地体会到羞耻。

二、屈辱作为知识

林奕含之死引发震撼,在台湾激起反性侵行动的公共讨论。她的遗作对ME TOO运动也是启发,并带动了新一波打破沉默的声音。

如果我们把《人物》的故事看作性侵暴力幸存者的证言,那么,其中饱含的生命经验,是可以填补我们在社会认知方面的空白的。它是我们理解女性何以会遭受屈辱的知识,它也包含了权力制造屈辱的机制。

首先是性教育的缺乏,再加上社会文化中的性禁忌,把很多女孩按在无视情欲的无知状态。在成长年代,毫无准备地陷入来自家庭成员、熟人和亲朋的性侵犯和骚扰。由年龄造成的知识、权力的差异且不说,就同龄人的性别处境来讲,男童对性的探索往往是主动的,而女童却是被探索/侵犯的对象。不可说的身体私处却被贴近、解锁、强暴,它撕裂了无知又隐蔽了求知欲,造成最初的惶恐。

再一个,当女孩鼓足勇气告诉母亲;甚至在母亲发现女孩被性侵的处境时,母亲往往选择退让甚至忍气吞声:我妈回了一条很短的消息,只有五个字。时隔多年我还是记忆犹新,躲开就好了’”“派出所了解情况的时候我妈跟我说,别说他摸了你的胸,女孩子家家的不好。我也没有说。”“妈妈安慰我说老师只是对你特别宠爱而已,但她其实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妈妈第二天赶到学校详细的询问我发生了什么,并选择了绝对相信我,但他们选择了沉默,”……

若要问母亲们为什么选择忍让,一个是在性之不可说的禁忌,更重要的则是男权的贞操观。女性的性是节操的象征,被性侵者失去了贞操,因此是格外的不洁和可耻。她对性侵的每一个指控都将社会想象凝聚到她的私处,正如这次讨论中脱离了女作家主体的屁股和大腿,她的创伤成为公共展品。这个展品代表了应该压抑的欲望和无法掩饰的不洁;简言之,她就是个行走的耻辱器皿,人人得以唾骂之。怪了,为什么不骂性侵者?因为在文化中,男性的主体性是无需置疑的,男性在性上的主动性(侵略性)是男性气质的一部分。即使男性不可性侵,这并不是他的性本身有问题。他天然是性的拥有者、统治者和狩猎人。

母亲们是这个性别压迫文化链上的完成品,她们的畏惧、躲闪,是背负社会耻辱的无奈选择;要自保避免更大羞辱,只能沉默:“因为,在我们那个小城市,这件事情声张出去,即使大家相信了我们,他会成为噩梦,我也是被恶魔玷污了的人,我将背负着一辈子不干不净的罪名。”

第三,仍然要说到男性在这个性别处境中的优势/权势,大部分性侵者是男性。对,不是所有的男性都是强奸犯,特别是在受过教育的法治社会。其实古代社会的公序良俗也不允许强奸,不过那并不是为了保护女性,而是为了保护男性家族对女性的专属权。它和现代社会强调妇女意志的法律概念不是一回事,特别是约会强奸、婚内强奸,性骚扰,这都是女权挑战法律后新增的概念。

大多数性侵者是男性,这是一场古老的性别的战争。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林奕含将对女性的性侵比作奥斯维辛是耸人听闻,即使林奕含之死他们也会归之于小概率事件,不过是抑郁症的结果。但从《人物》的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城市乡村,从小学生到公司白领,遭受性侵的都是以女性为主,这是基于性别的压迫,女性引起性别成为猎物。至于抑郁症,它既加剧了受害人的困境,又可以成为性侵责任人的挡箭牌。

正如讨论林奕含之死时一位台湾女律师所说,她代理的一个案子中中,最后受害人以死终结了庭审。因为她要不断地证明她的创伤,反复用语言打开私处,呈堂据供。她的情史性史要经过社会大众的公审评定,每一处瑕疵都可以被拿来作为受害的理由。而且,她的病历也要被调取,用来证明她的证言可疑。最后她只能归咎于自己:错在太勇敢。 
  
她没有撑到赢的一天,她对自己执行了死刑。就算林奕含写尽被性侵少女的创伤屈辱,那位老师原型也不受法律惩处。就此而言,性侵幸存者,连奥斯维辛的幸存者都比不上。奥斯维辛已被关闭,她们中有人发疯,有人自残,有人抑郁不愈,或者成为内心耻辱的囚徒。

        三、说出与回响

作为社会运动的ME TOO叙述,挑战了社会认知的盲区,让受害者发声以置换有关强暴的传统叙述。受害没有错,也不该背负耻辱生存。讲述带来力量,力量来自分清是非,厘清责任。这对受害者来说成为社会动员,籍此摆脱文化羞辱而重生。

但它的特殊性在舆论中也带来分裂。如前所述,性侵者并非黑道土匪绑票的,他们大多数是熟人朋友甚至亲属。职场性骚扰和性侵犯更涉及利用权力控制关系,这个权力的来源可以是知识、职权、资源和影响力等等。结果,公众心目中的偶像被打破了,承载了公众希望的朋友圈受到质疑:你的朋友有性侵或性骚扰行为,你们何以保持沉默?

ME TOO的声音也没有天然的正当性,你没有机会天天讲。它被认为是需要为其他的公共危机讨论让步,根本上,它就不被当作危机。它原本就很少浮出水面,结果,现在怎么去持续?宣传口已有禁令,ME TOO面临消声。

可以预见的是,在中国语境中,传统的文化想象并不会因为ME TOO而退潮。一种有意味的连接是,反对性骚扰和性解放的关系现在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了,而传统文人的风情想象带出了对ME TOO要搞一种现代的性禁忌的质疑。张庆方律师援引冯崇义教授的推文,言及康梁之纳妾旧典,所谓“才大者,欲必大焉”。单独就才与欲关系之相长而言,我也觉得很有道理。问题在于,现代的性解放运动本来就是要解放情欲,但和传统的纳妾文化不同。这种解放是对男女双方而言,以此用在章文性侵遭举报的语境中,就十分不妥。我已不止一次地说明,将男性的欲望置于中心,无视女性意志,这就是性侵;什么纳妾旧典也无法为之辩护。

情欲解放的核心是,我们承认过去被压抑的主体,其情欲具有天然正当性,男性和女性、同性恋等多元性向都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情欲解放更强调情欲和自由意志的关系。自由意志是说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具有充分的自主权,我们可以说行,也可以说不。这就不能继续维持异性恋霸权,也不可以把一个人的情欲满足置于对另一个人身体自主权的牺牲上。我们的自由意志必须延伸到对身体的自主权,对情欲的满足方式和选择上。但这一解放,首先是排除了各种压迫性的性关系,不是说男性欲大,同事学生就是你的情欲出口;更不用说以后宫想象职场女同事。性自由和性自主都是行使个人意志,前提是尊重每一个人。

有朋友一直好意劝我,别跟太离谱的说辞辩论,但看到一些意见出自知名文人、博主之口,实在是需要记录在案:“说句不地道的话:一辈子不被蹭的,也是莫大遗憾(* 原文是“汗”,我就多事帮他改个错吧)。只能说些酸话。”(吴祚来)

“姑娘,你不骚,被骚扰和性侵的几率会小很多”(乔志峰)

“这一周真是够了。祝福你们此生无性、无骚、无扰!”

还有一个是广州某大学法律系学生的留言,我保留后也找不到了。总之都是些极端歧视女性的言论,不一而足。

为什么需要记录在案?因为屈辱故事激发出的讥评,它刷新了我们对文化积淀的认知。它每天都在提醒我们,让我们去思考,哪些态度是来自厌女症的敌意,哪些是传媒塑造的刻板印象,哪些是早已被女权主义文化批判洞穿的谬论。

前面已经说到,反性侵或许是合乎大家共同的公平正义的理想的,而排斥者却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希望保持队形,依然是雄起雌伏。那么,对于摸一把大腿拍一个屁股是应该当作友好邀请的;完全不应该介意。大家不是队友吗?不是要一起做项目吗?为什么不看在理想、工作的份上,要强调你个人的感受?就是在不反对ME TOO的圈子里,ME TOO的指控至少也带来男女交往失范的困惑,搂一个就性骚扰了?那烙在性上的耻感要落在性开放的人群头上吗?难道我们要放弃对性自由的追求而退回到“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则里?

四、倾听和尊重

在有关ME TOO的辩论中,我看到很多好的文章,它让我拓展视野,还有,认识到倾听的重要性。就性侵争议而言,法律程序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也不容易启动;更不必说有时它也不管用。但起码,我们可以学会倾听,支持受害者发声;如“爱的征战”这个公众号上发的文章所强调的:让受害者的经验、要求真正得到尊重。

例如,性侵害和性骚扰不一样;性侵害或者强奸有不同形式,伤害后果不同;而性骚扰的情况更多涉及到在性方面相处的分寸态度;即可做和不可做的言行举止。这两种情况在ME TOO故事里,有些时候也并没有那么多分界;贯穿在性侵害和性骚扰中共同的问题是违背妇女/他人(设想同性之间)意志。

受害人的故事之重要也正是在于,它让我们了解受害人的意志是什么。就算你一时拿捏不到身体语言的适度感,你也能从已有的讲述看出:什么样的身体语言有疑议,为什么她的抗拒你没有看到,你的亲昵会不被受领。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不仅是身体距离的合适与不合适的界限要重新度量,包括亲密关系的极致,也需要在沟通和交流中确认。强调性本能,这不再是拿来遮掩性霸权的说辞;要有自由的性,它是保证人在充分自由的意志的情况下发生的性;是双方都平等参与、尝试满足的性,是由自由和尊重来保障愉悦的性。

这应该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我引章罗储林文章中的话来结束这篇长文:

与其说故事够多了,多的强化了行为与压迫,产生无辜的受害者,不如说故事还不够,我们还没有认真听、同理、理解背后的逻辑,它还不足以松绑行为与压迫之间的关系。多元的性不会在受伤的经验中长出来,它只会在正视受伤的经验之后,在言说之中,在说自己讨厌的性、想要的性、理想的性的过程中,慢慢呈现出来。

    章罗储林:《我们在做一场非典型的米兔》

            2018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