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9-02 00:26:18)转载▼
标签： 杂谈
挑戰麻木和無力感：訪獨立紀錄片導演艾曉明（上）
葉蔭聰
访问时间：2011年10月
地点：广州中山大学 艾晓明工作室
2012年3月在武汉家中（拍摄：红钢）
访问时间：2011年10月
地点：广州中山大学 艾晓明工作室
2012年3月在武汉家中（拍摄：红钢）
*本文原載於《思想》第21期《必須讀<四書>？》，现在发表的文稿经过了艾晓明本人的校对，个别段落文字有增删。
葉：艾曉明老師，我想知道你是怎麼進入拍攝紀錄片這個領域的呢？你先是一個學者，是個知識分子，後來關注女性權益、維權的議題。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一個轉變？
艾：拍紀錄片是從2004年開始的。最初的想法是，我們在2003年底演出了《陰道獨白》，第二年學生要畢業了；我希望把學生的演出保留下來，作為教學的參考片與材料來使用。我當時邀請了獨立製片人胡杰來和我們一起拍這個作品。
2008年秋，胡杰在巴黎参加中国独立纪录片影展，
街头涂鸦前留影
街头涂鸦前留影
在這之前，即2004年早春，我看了胡杰的作品《尋找林昭的靈魂》，這也是我想請他來拍片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個作品對我的衝擊力很大，我覺得很重要，但是沒想到我自己來拍片。
2004年夏天，在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课程上讲林昭（拍摄：海涛）
我請他過來的時候，主要由他來拍攝。但是我手裡也有個小攝像機，我也補充了一些鏡頭。後來剪輯的時候我們就在一起剪。
做完這個作品以後，我想繼續拍攝我們當時正在推動的一個「約會強姦」案，湖南有一個女教師黃靜，她的死因家屬不同意，家屬認為是強姦致死。我也認為，這涉及到對婦女的性侵害，公安當時不願意立案，所以我希望我們可以有一個紀錄片的介入方式。我想，如果把這個案件拍攝成紀錄片，就會有更多的人來關注這個案件，可以一起參與推動，為黃靜爭取法律公正。所以我也就拿着攝像機和胡杰一起開始拍攝。
當時，我自己還不懂怎麼剪輯。我請他來拍攝，但自己有很多想法，拍什麼，內容怎麼剪輯，我会提出一些理念上的大的主意。至於具體的技術实现，什麼地方怎麼使用鏡頭，譬如說空鏡頭的運用，具体的镜头组合方式、影像表达的特点，这都是胡杰比較有經驗的。
但是在拍攝的過程中，他有一點不想拍了，因為他覺得對這個事件，他的看法和我不一樣。所以當時我曾經想過，如果他不拍，他退出了，我還是希望把這個紀錄片拍下去。我就自己拍了一段。回來看到我自己拍的素材以後，我很有信心。我覺得其實也拍得挺好的，不管他是否決定和我一起拍，我還是要把這個作品完成。
當然，最后胡杰也決定把這個作品拍下去，他认为我还没有能力剪出一部内容复杂的长片。他觉得留下一大堆录像带，让一个没有剪辑经验的人去处理，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後來我們還是一起完成了這個作品。是從2004年開始的。
黄静案判决剧照——2007年7月，我独立拍摄了这场判决
黄静案判决剧照——2007年7月，我独立拍摄了这场判决
葉：你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轉變，是你個人的一個轉變呢，還是跟整個中國大環境的變化有關係？
艾：兩方面都有。一方面，電腦的普及，帶來技術的普及，例如運用數碼科技這個技術。當時我們學校、我們系也有一筆經費來支持我們做多媒體教學、辦網站。在執行項目的過程中我們買了攝像機，也買了編輯機，提供了物質的條件。
而且，我認識到紀錄片很重要，我當時想：要開創中國女性主義的紀錄片的历史。因為我也看到了國外的一些女導演拍攝的紀錄片、故事片，我覺得這個視覺表達很重要。但是，我對自己有沒有這個能力來做一部好的紀錄片，想得很少；是否能成功，我都想得很少。當時主要把拍片看成一項工作及手段來完成。因為我們主要想推動黃靜案進入司法程序，並且使這個案件得到一個公正的處理。
這個爭取公正的想法，其強烈程度遠遠超過一部紀錄片；紀錄片只是從屬於這個工作而已。當時我申請了香港樂施會的資助，有錢、人力、技術條件，我就去拍紀錄片了。其實當時是用紀錄片來完成社會調查。在推動這個案件的過程中，我們也採訪了法醫與律師，還跟着黃靜的母親一起去北京上訴、上訪。它比較像社會工作者做調研，或者新聞記者做新聞報導。所以我也沒有覺得跟以前有很大的分別，就是調查研究的一個方法吧，只不過以前都是拿筆記，現在我們拿攝像機。
葉：你本來的訓練是文學，在大學裡讀書、教書與做研究。這樣的背景對你後來從事記錄片的拍攝和製作，會不會有一些特別的影響？特別是跟中國其他一些紀錄片工作者比起來，會有什麼差別？
艾：差別，我現在也說不上。我覺得我現在的作品可能是社會性比較強，有很明確的社會運動的導向，就是比較自覺地記錄社會事件，還有相關的社會運動；也比較自覺地把它做成社會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中國有很多獨立的紀錄片導演，他們比較強調觀察的立場，就是不要介入太多，可能覺得紀錄片是藝術，應該保持冷靜，探討獨特的表達語言。但也不完全是這樣，譬如說胡杰的作品，我覺得它的社會性和歷史性很強。但是他的作品，特別是近年來的作品，還是比較多地記錄歷史，雖然不是當下的社會運動。我的作品可能是當下性比較強，介入性也比較強。
葉：剛才你說，開始的時候跟你合作的一個人是胡杰，我記得你在拍攝的過程中也會跟一些不同的人合作，大概有哪些？
艾：我跟胡杰主要是技術上的合作，因為一開始是拍攝，一起剪輯。從2008年拍攝川震校難以後，合作就慢慢減少了。實際上，從2006年開始拍攝《中原紀事》、《關愛之家》，拍攝的方面他就做得比較少了。他就跟我去過一次河北、河南的现场，後來的拍攝都是我自己完成的。
2009年，胡杰剪辑《我们的娃娃》工作照
自己完成拍攝的過程，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機會，讓我建立了一個自己的工作方式與信心，獨立去完成一部作品。這個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說，如果你能獨立地完成拍攝，你就不需要依賴別人。要請一個專職的攝影師是需要錢的，在沒有資金資助的情況下，人越少成本就越低。
到《我們的娃娃》以後，胡杰協助剪輯的分量也在減少。到今年（2011年）我自己完全独立地进行了拍攝剪輯，有關艾未未的《心靈的牧場》、關於王荔蕻的三個作品《王荔蕻谈三网民案与视频围观》、《让阳光洒到地上》和《明信片》，以及《田喜回家》那個短片，全部是都是由我自己獨立完成了拍攝和剪輯。
因為現在幾乎很難拿到各種各樣的資助，还有政治压力以及造成的困難。如果我自己可以完成所有的工作，成本就可以降到最低。我覺得，只有這樣才能運作得起來。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的話，一个人就沒辦法做作品——你必須依賴其他條件。所以我覺得，如果自己能做所有的事情，就不需要依靠他人。独立制作，自己能操作及掌控的地方也較多。
但是，在現場還是有很多合作的需要。因為紀錄片不僅僅看你有多少製作條件，這個還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你拍攝的對象，她願不願意跟你合作，什麼人需要這個作品；需要這個作品的人，用什麼方式和你合作。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譬如說，你要做一個作品，沒有人願意接受採訪，沒有人談自己的意見，或者這個社會議題不受關注，拍攝的困難就大很多。我覺得主要的困難是這個。
2007年春节，我在邢台拍摄《关爱之家》。
主人公刘显红和她的女儿、儿子。显红公开站出来起诉医院
因输血导致母子感染艾滋病，官司胜诉获得赔偿。
實際上，從拍攝和剪輯的角度來講，在某種程度上，有點像我們使用電腦：它是一個使用技術的問題，不是最重要的。因為你會一些電腦的基本技術就可以寫文章，但是文章是否寫得好，不取決於你用蘋果的電腦還是微軟的電腦，不取決於技術。
葉：所以現在你拍攝和後期製作主要是你自己？
艾：今年（2011年），從拍攝到最後完成字幕，全是一個人做完。字幕都是我自己一條條做的。但是，像英文字幕的翻譯，这有志願者的幫助，還得到一些朋友個人的捐款，無論多少都是支持。
我覺得，最重要的幫助還是像我前面說的，譬如我採訪王荔蕻這個事件，王荔蕻的一審和二審，現場都是戒備森嚴。去到現場的人，也都有各自的風險。但是在这樣的場合裡，人們依然可以面對鏡頭說話，這是最重要的合作。现场还有朋友主动为我背包，为我拿水，这也是支持与合作。
葉：你好像以前去過美國交流，2000年的時候。
艾：1999到2000年。
2008年9月，重返美国南方大学
（*2005年因拍摄《太石村》我被限制出境，但当时我的旧护照还没有过期，所以我2008年拿到签证还能出访。2009年3月后，我的旧护照到期；办理新护照时才知道我被限制五年。2010年11月我拿到新的护照，但因为2009年春在德国柏林参加了“1989-2009全球变革”的论坛，再次被限制出境至今。）
2008年9月，重返美国南方大学
（*2005年因拍摄《太石村》我被限制出境，但当时我的旧护照还没有过期，所以我2008年拿到签证还能出访。2009年3月后，我的旧护照到期；办理新护照时才知道我被限制五年。2010年11月我拿到新的护照，但因为2009年春在德国柏林参加了“1989-2009全球变革”的论坛，再次被限制出境至今。）
葉：我想問一下有關交流的經驗，對你拍紀錄片的工作有些什麼幫助和影響。
艾：1999到2000年，我第一次到另外一個國家去，这个经验對我有非常大的影響。因為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特別是高等教育，非常強調人文精神。我也是在liberal arts college，在美國南方大學。在那個學校，它的平等意識、它的婦女研究，還有一些社區活動，包括對老人的關注、社區服務，還有教育服務社會的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经历到，如社区里人们组织禁止槍械的遊行。我看到有鹿悠悠前行，松鼠滿地。我覺得那是一個太美好的世界。
當然我在那兒只有一年，不可能深入到他們的社會衝突裡去。我也相信美國有種族歧視的問題，有貧困的問題。當時我和社區的老師去監獄做志願者，她去教英文，我做一些協助工作。我也是用這個機會觀察美國社會，也不是說完全看不到問題。那所監獄裡關了很多墨西哥的犯人，他們因為貧困越過國境，來到美國，沒有合法的身分。他們販賣大麻被抓，家裡請不起律師等等，監獄裡也有殺人犯。
我從日常接觸中看到自由民主的程度，这是我所生活的社會所不可比的。學校有深厚的人文傳統，他們的圖書積累，他們的知識生產一百多年来没有中断。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國家。
我在南方大学，看了很多片子。學校图书馆有很多影片收藏，而在當時，國內的影像資料是很有限的。在国内看不到什麼國外的好電影，DVD的市場也沒有后来那么活躍，買不到那些片子。為了學英語，我每天看一部片子，一年里可能看了幾百部片子。
我其實熱愛電影，這些影像很吸引我。我也看了些紀錄片。但是當時沒有想到自己會拍紀錄片，因為沒有這個技術條件，不可能想像到這樣一件事。可是就覺得這些作品很重要，以後如果有可能的話，應該把它當作教學材料來使用。
葉：從第一次正式拍紀錄片，即黃靜案的《天堂花園》，直到現在，你是否覺得，你拍的主題有很明顯的共同性，又或者中間發生了一些變化？
艾：我覺得，有些是屬於自己的選擇，有些屬於跟進一些事件，好像也有一些機緣。譬如說，2008年的雪災，正好就發生在廣州。因為大量的民工要回家，他們都集中到廣州這個運輸交通的樞紐，這個集散地，正好滯留在這裡，等待着開往家鄉的列車。像這個題材，它有一個時間和空間的方便之處。
當時我也想，我一直沒有拍過一部工人題材的作品。正遇上這場大風雪，把成千上萬的民工集中在火車站。所以它也創造了一個機會，使我可以在一個濃縮的時空裡，去記錄工人的生活狀態。我當時也買不到回家的票，火車都停了。我就決定這幾天每天都去火車站。
2008年春节前夕，广州火车站前一角
2008年春节期间，在春运遇难者李红霞的故乡采访
（拍摄：王栎栎）
當然另一個問題就是，後來對我個人的政治限制也特別多。因為直接觸動了地方權貴的利益，他們的反彈也就特別大。我們拍了河南的愛滋病纪录片，河南政府沒找過我，儘管還是有人不喜歡這個作品，不過我沒有受到河南地方政府直接的打壓。
葉：對你的打壓反而是來自靠近你的圈子。
艾：如果你在廣州拍一個維權的作品，這個問題就非常大。像郭艷[1]，她作為律師的執業資格已經被暫停了六年，從2005年到現在，到明年就是七年了。
勇毅的郭艳律师，
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前。
三条腿的椅子是反地雷战的装置作品
葉：看你最近拍的片子，都是跟全國有名的維權人士有關……譚作人啊、艾未未啊、王荔蕻。
2010年9月 王荔蕻和艾未未
2010年9月 王荔蕻和艾未未
艾：對，2010年到現在，我拍了四場審判。一場是譚作人的二審，一场是田喜的二審；还有就是王荔蕻的一審、二審。拍了四場審判，直接原因是這些人和我一起為紀錄片工作過。譚作人調查川震校難，他曾經是我作品中的一個人物，他又因為這樣一種調查陷入司法迫害。記錄他的審判，是我對朋友的責任，也是對紀錄片的一個責任。也就是說，這是紀錄片工作者的倫理——你必須和與你工作過的人共命運，在這種時刻，不能放棄記錄。
王荔蕻也是，因為王荔蕻入獄以前，我準備和她一起拍福建三網民案[2]。由於她被軟禁了，一直沒出來，我和她一起調研的計劃沒有實現。但是，我對她的採訪做完了，她又正好因為聲援福建三網民被追究。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候，作為朋友要為她說話。作為事件的延續，它必須得到記錄。
第三，我覺得記錄王荔蕻，最重要的是要伸張公民記錄的權利。第一個人，因為記錄了一場案件被治罪，他是游精佑。他拍攝了林秀英——對於女兒的死因不明，要求重審；他拍了視頻，上傳到網上，結果被治了誹謗罪。然後，王荔蕻帶着攝像機去了現場，拍了視頻，王荔蕻又被治罪——「聚眾擾亂社會治安」。後來又变成什麼「擾亂交通秩序」，罪名也換了幾次。
關鍵就是不讓公民拍紀錄片，公民不可以擁有拍攝的權利。我覺得王荔蕻因為這個被治罪，我要是沒拍的話就太對不起她了。
葉：所以，你的主題有點像是一環扣一環的。像拍四川地震，裡面有譚作人，譚作人又遇到了這樣的事，一環扣一環。
艾：開始是我們選擇一個題材，後來就是題材選擇了我。像拍譚作人……這是不可能不拍的。拍完了，我也覺得告一段落了。實際上四川的記錄拍了五部作品，都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當時是想，做一部紀錄片就差不多了，沒想到要做这个系列共五部紀錄片。
葉：有沒有哪一部作品對你整個紀錄片生涯是很重要的，像里程碑一樣的作品。
艾：我跟胡杰的合作，對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我從他那兒學到了很多，如怎樣拍攝、怎樣剪輯。另一方面我們也有非常多的討論，在討論中我們一起完善一個作品的細節，或者是構思；讨论剪輯中的問題，怎樣用視覺的方式去表達它。我們有共識也有分歧，所有這些討論對我來講都很重要。
但是，合作很重要，獨立也很重要。因為他經驗比我多，當我們不在一起拍攝和剪輯，这給我一個非常重要的契机。我可以獨立地發展自己的想法，去尋找一種更適合表達我的題材的方法。我覺得這種獨立也非常非常重要。
至於別人的作品，我看過很多好的紀錄片，很難說哪一部作品對我影響最大。我經常不斷地看作品，像美國紀錄片《哈蘭郡》(Harlan County)，導演是女性，拍工人罷工的，她離工人特別近，而且也是處在危險中，警察荷槍實彈。這一類的作品，都對我有很多的影響。
由此我常常在思考，拍摄紀錄片的代價。就是說，什麼叫紀錄片？拍紀錄片跟當一個老師有點不一樣。當我們在課堂上講一樣東西，它沒有什麼太大的風險。但是紀錄片不一樣，特別是現在紀錄工作者的採訪權、工作權都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有很多時候，錄像帶可能被搶走，面臨警察的監控，甚至是有關部門的威脅，還有暴力。這些方面還是很有一些風險。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有一類紀錄片是我的榜樣。譬如拍玻利維亞礦工的作品，叫《魔鬼的銀礦》(The Devil’s Miner)。還有一部作品，中文翻譯叫《貧民嘻哈王》(Favela Rising)，講怎樣利用街頭音樂改變贫民窟青年的命運。像這一類作品，我覺得非常重要。還有一部是美國的攝影師到印度帶着性工作者的孩子們拍照片（Born into Brothels），然後把她們的照片送出去參加展覽。
這些作品不光是拍攝記錄貧困和苦難，同時也思考紀錄片如何跟紀錄片中的人物一起抗爭，為了改變而拍攝。例如，《魔鬼的銀礦》拍攝童工，是為了不再有童工。他們直接用紀錄片去和玻利維亞教育部的官員、NGO一起開會來討論，怎樣让這些礦山裡再也不出現童工。
這類作品代表了一個很重要的方向，是我們應該努力實踐的方向。不是說拍個片子，拿到電影院裡放一放，讓觀眾有一點感情的宣洩，有一點同情、共鳴。而是說，這個片子，你拍出來，要有一種行動力。要能夠動員起一種行動力來，人們看到這樣的作品，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去改變。這才是重要的。
我自己拍紀錄片，特別是這兩年來，我覺得社會上一種普遍的狀態是麻木和無力感。麻木就是說痛苦太多了，有時候人們會有點抗拒。譬如說，我寧願對這個東西裝作不知道。包括我自己也有這種情況：每天都在發生各種不幸的事件，覺得沒有能力關注更多，不是說不想關注，而是沒有能力；也找不到一種方式，也就是說用什麼方式去關注。我看到，我也感同身受：也就是我們個人的無力。什么都沒有用，對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但是另一方面，我覺得我的紀錄片還是記錄了一些不同的狀態：人們勇敢地表達自己的想法，無所畏懼，或者挑戰自己內心的畏懼，去做一些事情。我覺得這樣的紀錄片，它是挑戰麻木和無力感的。這兩年做的作品，是這樣一個取向。
葉：你剛才說，拍《太石村》的時候第一次觸碰到自己生活圈子裡面的政府、當權者，限制了你的自由，你能多跟我分享當中的經驗嗎？
艾：對，拍《太石村》，我沒有覺得我做了什麼過激的事情，或者說觸犯了禁忌。廣州市委、廣東省有關方面的反應，是我沒有預料到的。他們會覺得這是一件那麼大的事，在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限制我出境，这是2005年11月做出來的決定。
這個惩罚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也一直沒有人真正找我做過認真的調查，即我究竟做了什麼；他們認定我是所謂「幕後黑手」，这是不是合乎事實等等。實際上沒有人來跟我做過這樣的調查。他們自己暗箱操作做了一些「黑名單」，我是一步一步才認識到自己的處境。
後來想想也覺得沒什麼，因為其他人遭受的打擊更加殘酷得多，我自己經歷的也算不了什麼。
2008年拍摄《我们的娃娃》，
和谭作人、杨雨在北川茅坝中学废墟上
（拍摄：谢贻卉）
葉：你從哪裡獲得拍紀錄片的資金？你說過很久以前申請過樂施會的撥款。
艾：我們拍攝《中原紀事》、《關愛之家》，都是申請了樂施會的錢。也不多，最初申請了17萬，後來退回去3萬，就是14萬，拍了兩部片子，平均一部片子7萬。因為我們邀請了胡杰，所以一部分支持了他工作和住宿的費用，還有一部分是出差的費用，再有一部分是制作的费用。你想如果一部片子7萬，那還是很少的。而且，我們這兩部片子籌得的捐款超過6萬，14萬減掉6萬剩下不到8萬，一部片子就不到4萬。不到4萬的投入，應該說是非常低成本的製作了。
在樂施會之後，資助就很少了。我後來申請過另一個機構的一筆小經費，大概是幾萬元人民幣，買了我現在用的攝像機以及處理錄像帶的小機器。差旅費很少獲得資助，2008年以後我都是自己獨立拍攝的，成本就降得很低了，我又不拿勞務費，所有的後期工作都自己做，把成本降到了最低。
[1] 郭艳：一位曾幫助太石村村民的律師，也是艾曉明的朋友。
[2] 2009年6月，福建三位網民范燕瓊、吳華英、游精佑在網絡發帖傳播「嚴曉玲遭八人輪姦致死」，後被控以「誣告陷害罪」逮捕，後改以「誹謗罪」，入獄一至兩年。
挑戰麻木和無力感：訪獨立紀錄片導演艾曉明（下）
葉蔭聰
*本文原載於《思想》第21期《必須讀<四書>？》，现在发表的文稿经过了艾晓明本人的校对，个别段落文字有增删。
葉：所以基本上2008年以後你拍片子的錢都是自己掏腰包出來的？
艾：基本上是這樣。我申请到的最大一筆錢是买攝像機的錢，此外我还買了新的編輯機。我自己要掏的主要是差旅費，另外到了當地譬如有朋友開車，我支付油費；到了地方一起吃飯，我支付這些費用。我們在廣州，工資比內地要高，一般我都主動支付這些費用。
葉：有找過個人的投資者、捐款者嗎？
艾：沒有個人投資者。艾未未支持過我，前面我说买编辑机的费用，主要来自他的支持。但是我想這個談不上投資，因為不涉及回報。因為這些作品沒有進入一個消費市場，它主要在教育工作者、NGO的朋友、律師、法律工作者中傳播。我也參加过一些小型電影節，但都沒什麼錢的，所以也談不上什麼投資。譬如艾未未，算是友情奉獻。
葉：艾未未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捐款者？
艾：很少。有的朋友捐幾千塊錢，也不是經常性的。因為基本上我的工資比很多人高了。而且，我也不是說每一個月要去好几個地方。我的往返路費，就像某些人旅遊的費用。只不過我拿錢是去拍片了，跟別人拿錢去旅遊是一樣的。人家有車的人要付汽油費，我就付了採訪需要用车的汽油。差不多就是這個費用。
葉：你覺得你的紀錄片的觀眾是誰？
艾：主要的觀眾是為這件事工作的人。譬如，在四川拍攝川震校難，我的觀眾就是影片中的人、那些調查川震校難原因的人、那些孩子的家長，還有所有關注這些問題的志願者。這個紀錄片一方面是調查報告，只不過它是以影像的方式做出來的。這样的調查報告在這個社會裡很多人都需要啊，因為當初四川地震的時候是舉國、舉世關注的嘛。我覺得它的觀眾群是非常廣的，非常非常廣。
可是，由於輿論限制，由于對言論自由和獨立思考的限制，很多人沒有方法能夠得到作品，或者得到作品也不覺得一定要看。因為這個問題是被劃為禁忌的，出於自我審查，有人也不會馬上去看這個作品。看了以後也不一定馬上表達出來，這樣的情況也有。這也是這個社會普遍的冷漠的一種表現形式。
葉：那你現在拍的紀錄片主要播放的渠道有哪些？
艾：我都把它放到網上了，YouTube，還有其他的視頻網站。在我的博客上有視頻鏈接的地址：（牛博国际：艾晓明的博客，点击链接http://www.bullogger.com/blogs/XIAOMINGAI/）。這是第一個渠道。
第二個渠道就是廣泛地送給了跟事件有關的人，譬如關注王荔蕻案件的人、法律工作者、律師，包括警察。我們到法院門口也把它送給了警察，还有王荔蕻的親朋好友。
現在中國社會很重要的一個公民身分：網友，他们因網絡而結識，因在網絡上形成有共同思想傾向的圈子，他們關注社會事件和言論自由。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眾群。有時候有些人會來我的工作室玩，會來聊天，我就送給他們，這就是很大一群了。
葉：它就像一個網絡一樣。
艾：不是嚴密的網絡，是一個鬆散的網絡。我把作品給他們，他們也會自己複製，再去給更多的人。
葉：很多紀錄片，它有電影院，有正式的放映場合，來的觀眾跟拍的人不認識，你的卻很不一樣。
艾：現在中國的院線基本上就是娛樂片，西方一些重要的紀錄片也進不了院線。中国的独立纪录片有时是在書店、藝術館，以一種藝術活動的形式做範圍非常小的放映。
2009年3月17日夜晚，应深圳“向阳花”的邀请去做放映
警察便衣城管突然闯入，强行中止了这场活动。
（拍摄：现场网友）
（拍摄：现场网友）
葉：中國的一些紀錄片會在國外的電影節放，這些片子觀眾的性質，跟你剛才描述那種性質不一樣。
艾：我參加过的國際電影節活動不多，因為那些都需要準備很多的材料。一個人又要做採訪又要做製作，是根本不可能准备那麼多材料的。沒有時間去做那麼多的事情，根本沒有時間。再加上我也出不去！因此，也不是特別關注国际影展。但是今年還是參加了陽光衛視的華語紀錄片大賽，2011年。明年在法國的斯特拉斯堡有一個我的作品的影展，是那邊的藝術家籌備的。
葉：是他們主動接觸你？
艾：對。他們看了我拍摄四川地震的那些作品，主動做了策劃。但是我不懂法文，所以具體什麼狀況我也不清楚。
葉：這個也就是你的紀錄片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因為以前我認識中國大陸拍紀錄片的人，比較以藝術家的身分，因為國內實在沒地方可以放嘛，很多人就是透過國外的電影節的渠道去放。
艾：我覺得是這樣：如果說作品跟社會運動有密切的關係，並且是社會運動的一部分，那么它的效果在于，很多人看了這個作品，因此理解了這樣一些重要的事件，並且強化了對事件的關注，譬如对公平、正義的关注。還有，观众看見了那些積極活躍在社會運動中的人，他們是什麼樣的狀態，他們的想法是什麼樣的，從而更加關注這些人和事件。如果我們說，社會運動紀錄片是社會運動的一部分，或者說公民記錄是公民運動的一部分；那么，它最重要的觀眾群是在中國大陸的公民本身——參與者、關注者、支持者，或者我說的網友。那麼，它應該是離這些人最近，而不是離國外的電影節最近。
2011年11月在广州小洲村的“彻”酒吧
放映《心灵的牧场》等纪录片后合影
右一是主持人刘水，左边的小朋友是酒吧主人。
由于这次放映，酒吧稍后被强行关闭
我們現在有網絡，當我把所有作品傳到網上的時候，已經最大程度地接近了我的觀眾。只要你能在網上翻牆，就能看到這些作品。還有一個實體的传播，也就是人們手手相傳的方式。或者在小的酒吧，一些朋友自己拿了作品，組織一些放映活動。離我最近的觀眾就是這樣的人，包括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和推動者。
去不去國外的電影節也不太重要，或者說，它是藝術或者不是藝術，對我來講也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作品記錄的事件，其本身的重要程度，遠遠超過關於它是藝術或者不是藝術的定義，也超過它參加電影節的意义。
參加一個国外電影節，能影響多少觀眾？對於那些觀眾來講，中國發生的事情還是很遙遠的，不是切身的。可是我覺得當下那些年輕人、那些網友，還有譚作人也好，王荔蕻也好，他們的朋友，那些在Twitter上，在網絡上活躍的各種公民、意見代表，让他們看到這些作品才是最重要的。這個作品在傳遞一種聲音，這種聲音是讓人們彼此看見和聽見，這是最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已經超過世界上最重要的電影節了。
葉：但是，中國好像像你這樣拍紀錄片的人不是很多。是不是？
艾：是不多的，但是可能會越來越多。而且，像一些訪民拍的材料，或者說人們參與社會事件拍攝的片段，這種挑戰性的、抵抗性的影像，已经越来越多。由於技術的普及，人們對影像表達的自覺意识在增长。只是說像我這樣作品相對完整，敘事性比較強，或者說表達上講究一點的，可能不多。但是我也不能這麼說，由於傳播的限制，我並不了解更多的具體情況。
公民記錄，和社会運動有密切關係的這種記錄，也不能用傳統的紀錄片的定義去理解它。因為在數碼時代，影像有各種方式，傳播也有各種可能性。譬如說有些影像是可以隨時拍隨時上傳的，或者說積累一段時間再重新上傳，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還有，即使你拍的是很現實的東西，但你用超現實的方式去表達，这也有很多可能性值得探索。這種可能性是傳統的藝術表達所不具備的，过去沒有条件這麼做。所以，我也不用一個很固定的概念去看待它，我覺得各種方式都可以去嘗試。可以是三分鐘的短片，可以是新聞，可以用手機做，也可以用比較好的攝像機，或者說用比較長的時間去記錄，各種可能性都应该去嘗試。
具体来说，作為個人作者，需要量力而行。我能做的是什麼，我有多少能力去對一個事件做深度調查。有多少人脈，對一個事件的調查能走多遠，有很多變數在裡面。上一部片子的經驗可能在下一部片子里用不上，也有這種情況。
葉：我的感覺是，你拍紀錄片，但自己也是維權工作的一個部分，甚至有時候你會直接給一些幫助給你拍攝的人——受害者啊，弱勢的人啊……好像不是很多拍紀錄片的人會這樣做。
艾：是這樣。你看到我們今天做的事情都是這樣：在艺术展里賣鞋子，本來是拍田玉的故事，到後來變成了幫她找設計，又去找市場，後來自己去賣鞋子，好像很滑稽的角色[1]。
在广州的中日韩艺术展上推荐田玉拖鞋（拍摄：吴娟）
最主要的是，沒有言論表達的自由。誰不願意像奇士勞斯基(1941-1996)那樣，有一個長期合作的剪輯師；或者說像法國女導演阿格尼斯·瓦爾達(1928- )那样。他們都有非常强大的團隊，非常雄厚的資金。拍一個作品可以花到幾百萬。以他們的資金，我們可能拍出一百個片子了。我們都希望能有那麼大的能量，但是做不到。最主要是我們沒有言論自由，沒有表達自由的保障。由於這種情況，我們做纪录片，處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我們沒可能擁有那樣的生產製作能力。
我的意思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我的自我想像不一樣。我如果有那麼大的能力，有那麼强的保障，我可能就把自己界定為一個……我要做最優秀的藝術家，把作品做到非常非常的完美。由於所有這些條件不具備，因此我就不會把自己想像成一個超人。我可能會把自己想像成跟拍攝對象是一樣的人，就是说我沒有那麼高的藝術期待。
假如我能拍他们的故事我就拍故事，假如在這個故事裡，我覺得有人需要幫助，我就把攝像機放下來，尽力去幫助人——如果我做的能夠幫助到人的話。通常我的社会资源還是比我拍攝的對象要好，我比他們受教育程度高，比他們的人脈廣，我確實也可以動員我所擁有的社會條件跟社會資源，去幫别人做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譬如說賣鞋子這個事情，或者找到一些專業的人去幫助他們。這些都是我做得到的。既然做得到不可能不做，不做也不道德——有能力幫助別人，為什麼不幫呢？
所以對我來講，我沒有把拍片子或者賣鞋子這件事情區分得很清楚。因為，就拍片子來講很多條件我沒有，是在做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但是你說幫一个女工聯繫記者，告訴更多的人她的故事；或者說，給她一些好的創意，這個對我來講并不是費力或者費腦子的事情。所以實際上，在拍攝方面我就是竭盡全力，能夠做到的也很有限。在幫助他們解決一些生活問題方面，我出幾個主意，對我來講也不是太難。所以我也沒有想太多，就是說，這個角色有什麼好分的，其實也沒什麼好分的，對不對？任何一個人處在我這樣的位置也會做同樣的事情。
葉：簡單來說，在中國拍紀錄片有什麼好處，有什麼壞處？
艾：在中國拍紀錄片的好處……當然紀錄片有很多種，中央電視台有紀錄頻道，主流台天天都在播紀錄片。我覺得，好處是我們有很多重大的社會議題，有非常多值得記錄的事情，但是卻只有很少的人在記錄。因此你要選擇一個值得記錄的題材是不難的。難的是你能夠做到這個題材的深度，以及你能夠克服所有的困難，去把這個深度表達出來。
還有就是你能承擔拍攝、記錄的代價，譬如說生命的危險、人身自由的威脅；還有我剛才說的，又沒有人又沒有錢你怎麼撐下去呢？你這個生產怎麼持續下去呢？你要用比別人多的勞動來完成一個片子。譬如說我們同時代的一個國外的記錄工作者，可能他能夠得到的道義支持和技術條件要好很多。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條件和最困難的幾乎是一體兩面，都是在同一個地方發生的：因為需要記錄，所以你的工作很重要。不管你做得多麼不成熟，有多少缺陷，但是你總是填補了一個小小的空白——這是它的好處。不好之處就是說，你要填補一點小小的空白，付出的努力要比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導演要困難得多，好處壞處基本上是同一件事。
葉：剛才你說你現在拍紀錄片都是自己一個人做，你的做法，跟你拍紀錄片牽涉到的一些風險有關嗎？
艾：我基本上不帶學生做紀錄片，因為我的研究生都是博士生，她們要做理論研究，學業要求甚至超過她們的能力。所以有一些學生三年是做不完论文的，哪还能和我一起去拍片。第二個原因是，我拍的這些作品有一定的政治風險，常常受到警察的調查。这也沒可能帶研究生去，作為一個老師，不能這麼做。不能組織學生去做一個有政治風險的事情，就这么簡單。
葉：是不是找一些朋友一起去做，也會考慮到這個問題？
艾：我难以事先就计划去找朋友來做。基本上我就是在現場碰到了他們，像王荔蕻、譚作人的審判，我也碰到了志愿者和网友。當然，譬如我住在朋友家裡，這就是朋友對我最大的支持，但是她不可能陪我到現場。在四川，譚作人的朋友都被控制起來了，现场就沒有我熟悉的本地朋友了。所有他的朋友警察都限制着，都不让出門。我在現場也被警察帶走了，就是在譚作人審判的現場。
《国家的敌人》剧照：
警察不让冉云飞出门，冉云飞不让狗出门
一個人做作品也很重要。我們前面說了關於社會性的那些東西，其實紀錄片的藝術和技術還是有它的複雜性。你怎樣把一個事情表達出來，用什麼方式去表達，涉及到一些很具體的技術問題，這需要一個人好好地想。用我的水準來做，和我找人做也不一樣。
比方說做英文字幕，即使有志願者把它翻譯出來，但是視頻很短，字幕卻很長，如果我找人來幫我做，他可能不知道怎麼壓縮一個句子；但是我自己很清楚怎麼壓縮一個中文句子，哪些要哪些不要。怎樣把兩句英文删减或者压缩成一句話，這個是我自己可以決定的。在這一點上我還有點像個人藝術家——你一個人做一個作品盡量地把細節做好，而不是像機械生產一樣地交給一個人，告訴他怎麼做；即使是中英文字幕，也不是全部交给其他人来做。
我們在現場，如果有一個人懂得用攝像機，他就會自己帶攝像機去。其實像我這樣自己拍自己剪的，在中國大陸非常多。原因是什麼？因為紀錄片太沒有支持了。在沒有錢的情況下，每個人都要生活，怎麼可能再找一個人來做这种赔钱的事，他怎麼來幫你拍呀？不可能。
還有，也是技術條件決定的。當攝影機變得像我們使用一台個人電腦那樣方便的時候，攝影機也好，剪輯軟件也好，這個時候你也沒有必要一定要找一個人來幫你做。因為，我們現在每個人都是自己用電腦，不是說我需要一個打字員，我告訴你怎么做。
而在使用的過程中，有很多創意是從实践中來的。譬如說，帶的行李很重，所以我到現場就不帶三腳架。那不帶三腳架，如何能把一個機器控制好，采集了足够的鏡頭語言最後宜于剪辑，有现场感又不會晃得太厲害；這個是自己要在實踐中去摸索的。
還有，紀錄片的語言也不太好事先設計；到了現場不知道会發生什麼樣的情況。如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裡，怎樣去發現一些影像，它是有表達力的；或者說，它不僅有寫實的意義，而且有象徵的意義。现场瞬间变化的條件，怎樣去組合它，在一個瞬間裡去捕捉它，這些都是需要迅疾做出決定。在某个时刻站在哪里，如何能够拍下重要的场景，这些问题，我现在已經習慣了自己做抉择。
假如我現在帶一個攝影師，可能他會认为我很煩。我的反應可能會快過他，会说這個時候你站在哪兒，那個時候你拍什麼。这對独立的摄影师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一般搞攝影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知道自己怎麼拍。但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拍的，可能回來我就不满意。自己拍时是有想法的，是形成和发展一个创意的过程。就像廚師，廚師要做一盤好菜，需要自己去採購。如果不是自己选择的素材，你可能會对买菜的人說，你怎麼把這種菜買回來了？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所以，假如一個人既做拍攝又做剪輯，也有可能會排斥其他人，其他人表達不了自己的想法。
我不期待任何事情，我就期待我自己。也就是說，我期待从实践中积累经验，從好的作品裡學習技术。實際上拍攝的語言、剪輯的軟件，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解事物的方式，還有，尋找一種獨特的語言。探寻影像的語言、一種獨特的方法，去把对人和事件的理解表達出來。這個是最重要的。其實就像寫詩一樣，這首诗，是七言，還是七律，這些都是一些格式，不重要，你對世界的理解才是重要的。
[1] 訪問當天，艾曉明到一美術館擺地攤，為前富士康女工田玉賣她手做的拖鞋。田玉是2010年左右多名跳樓自殺工人的其中一位，她生還但卻下身癱瘓，現在家鄉手工編織拖鞋，包括艾曉明在內的一些朋友幫她到處販賣。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