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改蘭因此會成為一個符號，她是女性犧牲和母性神話的終結者。”
2016-09-21
香港端传媒2016年9月21日首发
图片：洮河流过山乡 （杨改兰的骨灰撒进了洮河）
2016年8月26日，发生在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的杨改兰灭门案，震惊中国。28岁的母亲亲手杀害四个孩子并自杀；数日后其丈夫被发现服毒身亡，全家殒命。接踵而来的悲剧冲击，催生了这篇长文。
我最初拟定的题目是《凝望杨改兰》，我觉得，杨改兰案像一道深渊，你不得不去凝望，却又怯于凝望，也望不到底。不得不，是因为杨改兰的行为突破了人伦底线，杀子与母亲身份如此对立，颠覆了母职神圣的价值。舆论把杨改兰家庭的贫困状态带到聚光灯下，而这个社会陷入贫穷和危机的人群又是如此之多；杨改兰突如其来的杀人和自毁，你想象不到何时就会在自己身边发生。恐怖分子可以在纽约或巴黎展开仇杀，杨改兰会举刀斧劈向亲生儿女。这些孩子，就像巴黎音乐厅被绑架的人质一样，从无防备，也无法反抗。
我想“凝望”，是想透视杨改兰的犯罪动机。如此，我们的恐惧才能开释，并找到对策。恐怖主义尚有动机，袭击者高喊为了叙利亚和伊拉克。杨改兰为什么杀孩子，连当地刑警也感到困惑。她也没有对舆论中“恶婆婆”发出指控，她还对奶奶说了歉意的话，并且叮嘱亲人，以后有好吃的端给阿奶。她含糊地说到自己遭到逼迫，全村的人告了她。但警方证明，没有村民举报或揭发她的事实。
在奶奶杨兰芳的连续追问下，杨兰芳最后留下的话是“不给你说，你们理解不了”。这句话也让我们错愕。杨佳的复仇还留下传言：“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到了杨改兰凶杀案中变成：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也不给你一个说法。
无论是警方还是公众，无不期待破解杨改兰的杀人动机。
一、统计数字下的生命处境
由媒体披露的杨改兰贫困家境，激起人们对扶贫政策与社会公正等议题的讨论。而康乐县政府的响应也相当及时，9月9日，县政府发出有关该案的第二份通报：《关于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5人死亡刑事案件调查进展情况的通报》（以下简称《情况通报》），其中，对公众聚焦的低保、扶贫、危房、子女户口等六个问题分别做出各种数字说明。
杨改兰全家自2013年以来的收入资料首度被详细公开。通报比很多报导更周密。由此，我们有新的线索来追溯杨改兰的生命轨迹，思考这场人伦惨剧何以发生。
精算的收入，与漏算一个人
《情况通报》在杨家的家庭总收入和人均纯收入方面，精确到人民币两个小数点。近年来在日常交易中，以“一分钱”为单位的计算方法已经消失了。而杨家的连续三年的总收入，都有几毛几分钱的零头，具体如下：
2013年12月份，入户调查计算家庭总收入为：36585.76元，经调查后再定为：39915.76元。
2014年其家庭总收入为37741.87元，人均纯收入为4717.7元。
2015年其家庭总收入为38164.5元，人均纯收入为4770.6元。
2016年1-8月份家庭总收入20120元。
摘录这些数字时，我感到不安。个人收入属于公民隐私权的一部分，理应受到保护。现在因案件讨论，被全盘抄底揭露给公众。相比官员迟迟不公开财产，底层农户的人均纯收入却被公开到每分钱的程度！
杨家一年总收入不足四万元，已经属于“脱贫户”。而在这个年收入基础上迭加几百倍、几千倍，才不过是被曝光的官员贪腐数千万、数亿的额度；更不必说那些非法获得数十亿以上财富的大老虎类。简单的数字对比，已经表明人们权力之不平等的惊人程度。
从这份情况通报到近期对案件的定性处置，可以看出政府思路，即将杨改兰案件起因归咎于“家庭矛盾”，而非公众质疑的“取消低保”和“扶贫不准”。否则，通报里也不至于把杨家今年1-8月的家庭总收入也算进去。从时间点来说，这也令人不安。悲剧中最后一位死者李克英尸骨未寒，今年全家1-8月的总收入已统计完毕。除此之外，在农民家庭总收入中一般不计算在内的农用三轮车、彩电、洗衣机各一，也都被公之于众。
但在2013年杨家被取消低保的这个关键年份，浮现了第一个问题：在通报的第五部分第一点“关于杨满堂家庭没有纳入低保的说明”指出：2013年12月份的“入户调查中，其家庭总收入为36585.76元。”以此计算的人均纯收入为5226.5元。但用“36585.76”除以人均纯收入，得到人均数为“7人”。然而在2013年度，杨家的实际人口却已增至8人。杨改兰的第四个孩子，于这年5月23日出生。按入户调查的总收入计算，人均纯收入应该是4573.22，而不是5226.5。
简单地说，在计算人均纯收入时少算了一个人，结果是收入数算多了。而这个错误，杨改兰不可能发现，因为她不识字。从记者采访的情况来看，低保评定是张榜公布的；但对一家三代不识字的杨家，读不出其中的问题。而这个计算错误至今没有纠正。相对于其家庭总收入被统计到每分钱的程度，少算一个人意味着人均收入被多算了653.28元。因此也会误导公众理解杨家经济收入的准确程度。
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如何解读？
通报中杨家连续三年的人均纯收入，均超过4千7百元。这个数字已经高于2015年底阿姑山村农民人均纯收入4647元。但问题是，记者在现场看到以及村民所反映的杨家之贫困，与这个高于村民人均收入的数字也不匹配。
这里，需要对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概念略作说明，才能接近这个数字的实际内涵。尤其需要理解的是，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与城市人的可支配收入不能划等号。区别可以大略概括为三点：第一，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含实物收入，不全是现金。第二，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还要留出一部分作为再生产的投入费用，不像城市人可以将收入全部用于安排日常生活。第三，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就那么多，不包含其他收入；而城市人在可支配收入外，还间接得到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福利性收入。
也就是说，通报中杨家的人均纯收入金额，不能以城市人的现金收入来理解。我们以杨家2013的收入分类为例，可以更明确这一点。
2013年入户调查，杨家总收入为36585.76元，其中含五个类别：
1 种植业收入8650元，
2 务工收入21000元，
3 能繁母猪收入5700元，
4 农资补贴976.76元，
5 其他收入259元，
对照杨家种植规模的报导，杨改兰种地十七亩，根据第一项里的收入总数8650元，我们可以推算平均每亩收益为508.82元（她家种的是冬麦、土豆、豌豆等，并没有其他高经济价值作物）。
然而，参考两篇有关农民亩产收益的文章，评估出来的得数明显低于这个数字。第一篇是《宁县农民一亩地可以得多少钱》。宁县也在甘肃省东部，种地成本包括：请人犁田、除草、收割的人工费；买谷种、化肥、农药的费用（其中还不包括农忙请人吃饭等）。作者的结论是：一亩地倒贴250元。
另据“农业助手”网页今年7月刊载的《算算农民一年赚多少钱》， 今年小麦、玉米、大豆价格跳水——以玉米为例，去年价格1·4元，今年有些地方已经跌破0·7元。以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折中资料来计算，农民日常打理如果完全不雇人，一亩地种小麦加玉米，刚性投入是1880元，理论上可以得净收入410元。而实际上，许多地方农民的收入低于410元。这还不包括灾害减产甚至颗粒无收的情况。理论上一亩地一年能赚到四百块，但这也就是出门打工四天挣的钱。
如前述，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一部分是根据实物换算出来的，那么不难理解，它不像货币可以自由购物，也不能存入银行。实物不仅在估算时有伸缩，而且保存过程中还有耗损。多余杂粮未必能卖得出去，自家存粮也许霉变不能吃。
所以，考虑到杨家不足四万的家庭全年总收入包括“实物作价”，同时含有继续投入土地种植的成本，就能明白这个四万不能等同于现金价值。况且，就算把收获的玉米土豆等实物换算成金钱，它也只能够维持低水平的温饱程度：以种植业收入的8650元平均到12个月，每人每月仅为90元1毛钱，每人每天甚至不够3块钱。
杨改兰夫妇的生死命价
若说杨改兰这样的家庭收入已经“脱出了贫困户水平”，那么，我们看情况通报给出的另几个数字则可以了解：杨家实际上没有半点应付危机的经济能力。
8月26日案发，8月27日杨家的四个孩子由公安部门进行尸检。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这次费用由公安部门承担（国家保障公安部门的办案费用）。26日晚上杨改兰先被送往县医院，当日深夜12 点送至兰州的兰大二院抢救。临夏康乐县距兰州大约两百公里，从26日晚12点到29日凌晨零点5分死亡，历时三天。此后经历了尸检和火化，产生费用62698.28元，全部由镇政府支付。
这里产生了六万多费用，应该是除去尸检费用之外的交通、住宿、医院抢救和火化费用，医院抢救费当属支出的主要部分。通报里没有列出具体开支项目，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从康乐到兰州大巴四十元，包车大概四-五百元。遗体火化标准各地不一，网上有一份兰州殡仪馆的服务收费项目，最高收费八百元，农户减免百分之二十五。大体上，五千元左右已经可以涵盖医疗抢救之外的费用。
由此推算，用于杨改兰抢救的费用大约在五万七千左右。
五万七千是什么概念？杨改兰全家从2013年到2016年的前八个月，没有任何一个年度其家庭总收入达到五万七千，杨家的家庭总收入被估价最高的年度，也没有达到四万（而且其中约四分之一是冬麦土豆之类口粮而不是现钱）。通俗地说，砸锅卖铁也住不起三天医院。
假如当日杨改兰不是自杀服毒而是被杀致重伤，或者被骗喝下农药；又或者，杨改兰家中任何一人查出癌变，突发恶疾；以他们除去土豆冬麦实物之外不足三万元的现金收入，没有任何自救能力。这还是举全家之力的情况下，即停止支付全家人除去自产杂粮之外的所有开支，才可能拿出这不足三万块钱来。而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停下，种地的开支依然不能减免。
实际上被送往救护车时，杨改兰的包里只有一千元，卡上有八百元。现金一千八百元，如果是自费入院急救，连半天都不够；医院第二天可能就会停药，甚至根本不会接收交不起三千元住院费的重症病人。
杨改兰因2,4-滴丁酯中毒。查网页资料可见，用这种除草剂的服毒自尽的农村女性不乏其例，年龄也都是二三十岁。常规救护包括洗胃导泻，必要时建立人工气道，呼吸机辅助呼吸，进行血液灌流，以清除毒素。试想，如果杨改兰作为普通农妇经历抢救有幸存活，又怎能交得起超过全年家庭总收入的巨额医疗费？
情况通报里，镇上为李克英的安葬出资12615元。李克英本年度8个月的打工收入，在情况通报里是6200元，死后的安葬费是其两倍。如果一万二千多的安葬费是当地丧葬的正常开支；那么也可以说，杨家也没有人死得起。因为仅丧葬费一项，也已经接近了这个家庭全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二、杨改兰夫妇还欠国家多少钱？
前面通过杨家的收入和可能的支出比较其生死命价，由此可见，收入脱贫与他们的经济实力和抗灾自救能力是脱节的。而杨家的经济支出中还有一项最大缺口，将通报中另一组数字放大来看，那就是无户籍子女家庭潜在的欠费“赤字”。
康乐县情况通报在最后一段，提到杨改兰夫妇的第三胎（即第四个孩子），是“计划外生育”。去年9月公安部门在无户口人员清查专项行动中，为4个孩子登记了户口。这由此也间接说明了为什么2013年杨家被取消低保这个关键事实中，实际被取消的不是全家8人的低保，而仅仅是其中三位成年人（杨满堂和杨改兰夫妇）。
为什么一位老人和四个孩子反而没低保？因为奶奶杨兰芳“户籍不在康乐县”（这一点稍后详述），而四个孩子没户口。联系国家生育管制的大背景，才能明白这意味着多大的金额缺口。杨改兰四次生育那几年，正是国家强力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年代。对于超生家庭，有严厉的处罚措施。一直到去年，各地才逐渐开放二胎。那么依照法律规定，像杨改兰这样家庭的超生情形，得要上缴多少钱？
计划外生育的“社会抚养费”
我们先来看有关计生规定：
第一，育龄女性要有准生证；没有准生证而生育者，各地有罚款，数额不一。
第二，生育二胎者有严格条件，例如双独/ 大孩残/烈士/男上门女独/两代独/亲兄弟中唯一能生育者。而且，获准生育后，二胎之间间隔需达四年；否则亦属于违规超生。罚款一般是以农民的上年度人均纯收入为基准的3-4倍。
第三，不符合规定再生育第三胎者，罚款是前述基数的6-8倍。
罚款以“社会抚养费”名义征收；在甘肃农村，罚款标准和实际贯彻的情形，远超过这个数。从中央门户网站公布的一份审计报告可以看出。2013年9月，也就是杨改兰家第四个孩子出生的四个月后，国家审计署发出《甘肃5个县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实施审计结果》，其中，审计组对皋兰等 5个县 34个乡镇 54个行政村 203人做了入户调查，其中考察的主要是2009年至2012年的情况，从中可见：
一、征收社会抚养费数额相当大，因此也被看作维持低生育水平的有效手段；这五个县市级征收到的费用达2745.81万元。
二、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尽管不一致，但是对生育第四个子女的征收费数额高昂。「如环县的环城等5个乡镇，对生育第四个以上子女的计划外生育行为，按基数的14倍征收社会抚养费，而合道等3个乡镇按28倍征收。按环县2011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3087元计算，应分别缴纳社会抚养费4.32万元和8.64万元。」
三、即使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如果违反了「生育程序」（例如未经批准生育），征收费用低则500元，最高达到2000元。
四、根据审计中发现的问题，甘肃省政府督促相关单位积极整改。包括对少报漏报的生育人口进行补报，统一征收标准，加大征收社会抚养费力度。
其实在那些年代，农村家庭超生很普遍。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农户希望第二胎生男孩，就不会去申请准生证，把自己套进计生圈套里。如果第二胎生了男孩，在缴纳罚款方面也会采取拖延或争取分期缴纳等抗争形式。如果第二胎还是女孩，在传统压力下，育龄夫妇会努力再生一个撞大运。超生中也有各种人为因素，影响到社会抚养费的少征或未征收。
结果，这份报告提到：“已立案征收的社会抚养费2982.1万元未征收到位。5个县34个乡镇2009年至2012年5月下达2571份征收决定书，共应征收社会抚养费3976.92万元，实际征收885.33万元。”这也是甘肃省政府要求“加大力度”征收的原因。
在这种生育管制压力下，农民即使愿意「依法生育」，补办违法生育手续，以其人均纯收入不到4千元的低标准，根本不可能交出数年家庭总收入额度的罚款。
孩子报户口后的巨额罚款压力
杨改兰家的生育情况，完全脱离计划生育法规限制：无准生证，未达间隔时间，未进行人口出生申报，违法生育第三胎，未交社会抚养费，未交社会抚养费欠款滞纳金。
如果前述规定落实到杨改兰家庭，那么除了违反生育程序而需要缴纳的相对少量费用外，为获得第四个孩子的合法生存，他们应该追缴巨额“社会抚养费”。按康乐县情况通报中2013年人均纯收入4989.5元计算，如果按环县做法罚款14倍，那就是69853元，再翻到28倍是139706元，分别接近7万和14万。去年杨家4个孩子登记入户籍，也同时给下一步征收社会抚养费，创造了精准无误的条件。
去年以来，社会各界要求取消社会抚养费的呼声高涨，但实际上废除不了。卫计部门希望继续征收，国家卫计委领导人明确表态，计划生育起码还要坚持20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后，社会抚养费的主要征收目标，将转变为三孩以上的超生家庭；杨改兰家正在其列。
而2016年7月，甘肃省印发《甘肃省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实施方案》，其中强调两点：“依法依规查处政策外多孩生育，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严禁将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与落户、入托、入学等挂钩。”由此推论，杨改兰家4个孩子有了户籍，将来在上学方面可以不受影响。但是，补交社会抚养费这把利剑，仍悬在杨改兰家庭头上。
要在前些年，越是依法办事，这个家庭的经济前景越是惨淡。而今年对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已有改动，在新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中，已不再对所谓“违反程序”的生育行为征收费用；但超生依然要征收费用。如被征收者要求分期缴纳，需要县政府计生部门批准。送审稿中，对征收标准设置了上限。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个条例还在征求意见阶段，未有批准实施的消息。
到今年7月为止，根据人民网的报导，有29省修订了计生条例，征收标准不一，但多数是对3胎以上的超生“加重”征收社会抚养费。除非国家全部免除社会抚养费，让杨改兰的四个孩子获得所有平等机会，杨改兰家庭才能摆脱前期计生政策对实际生活的威胁。但全部免除，目前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康乐县情况通报里，对杨改兰家的超生情况，选择了存而不论，未提及应缴欠费。或许是悲剧已经发生，再追究没有意义；或许算了帐也收不上来，有失人道，还是没有意义。但事实上，过去对杨家的超生有罚过款，数额据说是两千元；有村民说他们交了一千多元。但在村民为参加“新农合”、“新农保”交费时，他家啥钱也交不上。
但如果悲剧没有发生，随着几个孩子逐渐达到上学年龄，两位老人也更需要社会保障，这个家庭还能在社保体系之外徘徊多久？如果进入社保体系，前期征收费用是否会被免除？如果不免除，作为8口之家的主要劳动力和4个孩子的母亲，杨改兰的出路又在哪里？
三、无户籍者杨兰芳
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我看到康乐县9月16日最新通报，处分包括副县长在内的六位县、镇、村级干部。但在教训和反思方面，排在首位的是对杨家家庭内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不主动不及时”。相对于公众讨论指向的公共政策、乡村治理；政府通报先归因到私领域个人问题。
在有些媒体报导与网上评论中，杨家长辈杨兰芳的“恶婆婆”的形象也仿佛证据确凿——如她排斥入赘孙女婿李克英，曾用鞋垫打肿他的眼睛。还有网页在转发媒体报导文章时，把标题改为《73岁的杨兰芳害死一家人》。
最新报导暴露了这个家庭更多因袭缺陷：杨兰芳有四女一子，另一个女儿出嫁后同样服农药自杀，儿子杨满堂也打过孙女婿。记者采访到杨满堂早年离家出走的妻子曹调生，当年她正是因为不堪丈夫辱骂，抛下两个女儿。那年，杨改兰才11岁。
但这次通报也第一次透露出：杨兰芳户籍不在康乐。而且，即使杨改兰的四个孩子都在2015年补办户籍，当时也没有人替杨兰芳补办入籍手续。在国家人口统计中，杨兰芳是一个不存在的名字，她也从来没有享受过低保甚至无资格参评（提出申请）。这个在社会上连最基本的名分都没有的女性，她的强势背后，是否掩藏了身份的脆弱性？
杨兰芳的多重弱势
先看杨兰芳的性别弱势。尽管她多次以长辈名义出手教训晚辈，俨然受到旧式家庭大家长的权力加持；不过作为女性，她同样遭到家族男性同辈的反制。他堂弟杨万荣对媒体记者讲述到“打脸”一事说：“我正好去她家里碰到了，我说你（杨兰芳）不能这样搧一个男人的脸，何况人家是上门女婿。”杨万荣称，他出于气愤，当场也对堂姐杨兰芳搧了几个耳光——以男性尊严的名义出手。
再来看杨兰芳的年龄弱势，杨兰芳对孙女婿李克英有强烈排斥感，也反映了进入老年的心理危机。李克英入赘杨家，第二年小两口就和婆婆分家，象征性地动摇了老少三代直线型的统治秩序。此前，杨兰芳在权力上位于儿子、孙女之上；按照中国的孝文化，晚辈对家长必须孝顺服从。而李克英加入后，成为杨改兰这个核心家庭的男性家长，经过挣扎冲突，这个小家从奶奶的控制下分离出来，一锅两制，自炊自食。奶奶的控制力还可以及于儿子，却不能掌控孙女家的经济收入。
杨兰芳的经济弱势更是显而易见，由于孙女一家已经已经自立门户，自己又年老体衰，她不能不特别紧张于自己的利益得失，这也表现为她和孙女婿李克英的对立。家庭收入中，只有母猪下仔收益完全属于她。卖8个猪仔，收入六千元，使杨兰芳可以暂时保持自己的经济和人格独立。
孙女的家庭在壮大，奶奶的位置边缘化；她成为被剥离出来的个体，还原为一个单身母亲。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大量农村家庭里，身为长辈的老年单身母亲实际上只有一种角色——为儿女/晚辈鞠躬尽瘁，无偿劳作。这种无条件付出，可以让她们中的某些人，在大家庭里保有亲情和尊重。但单身老人被无视、嫌弃甚至在孤独中等死和自杀并非个例。
必须面对的事实是：社会保障系统对乡村老年妇女的照顾很有限，远不能满足老年妇女的生存需要。而传统上老养小、小养老的家庭养老模式，也随着经济变迁而分化。在家庭内部，依靠子女养老的人，失去了可资交换的生产/生育资本；她进不了劳动力市场，同时也渐失田间劳作能力。她由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传宗接代者/养育者蜕变为多余的人。没有稳定收入，又没有社会保障，还有疾病威胁，自理能力趋弱，需要他人照顾。事实上，许多老年妇女形单影只，晚辈对其服从只是靠着传统孝文化勉强维系着。如果她能够得到低保，情况会有所改善，可是恰恰是这位家中长辈户籍竟不在本地。
“恶婆婆”背后的生命轨迹
那到底，为什么杨兰芳户籍不在康乐县？媒体报导过，杨兰芳第一次婚姻也是女婿入赘，后因家境困难离家出走，杨兰芳带着4女1子生活。我通过电话向当地村民了解，得知杨兰芳带着一个女儿，把自己嫁到与景古镇毗邻的定西临洮，户口也因此迁到临洮。那场婚姻以失败告终，杨兰芳带着女儿再跑回娘家。这一出逃，那边男人就把她的户口注销了。
杨兰芳的户籍消亡，反映出这个单身母亲的生存坎坷。如果联系到那个政治动荡灾难连连的社会环境，我们就能理解，这祖孙三代一再经历的家庭破碎和婚变，不能仅仅归之于个人性格缺陷。事实上，越是贫困，人们在生活方式上越是依赖传统婚姻；但由于生活资源紧缺和交换的需要，其联姻方式可能充满各种不定性和变量——出走、再嫁、招赘、换妻、逃婚诸如此类。这些无法用城市中产的婚姻观或刻板印象去解释。
在康乐县情况通报中，杨满堂现年53岁，杨兰芳自述73岁。假设数据正确，那她应该出生于1943年，大约在1962年即19岁时结婚，在来年20岁时生下杨满堂。
杨满堂出生的1963年，中国农村刚刚度过惨绝人寰的三年大饥荒。此前几年在甘肃临夏，很多育龄妇女都因饥饿绝经。据《临夏县志》记载：1960年，全县人均口粮在半斤以下，号召「瓜菜代」。入春以来更趋严重，因饥饿，野菜，榆树皮刨光，剥光，能吃的全部用来延续生命，甚至发生人相食、绝户现象。时任甘肃省妇联主席李磊，就在回忆录《悠悠岁月》中，引述了中央派到临夏工作组在1961年3月8日的报告：
“全市1959年、1960年两年来共死亡41381人，占总人口8.7％。……有的生产队和小队人口死亡达到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以上。红台小沟门生产队共有人口1267人，死去414人，占人口32％。癿藏锦光九小队106人，死67人，占63％。有的灭门绝户死亡一空。……红台公社阳洼李家庄贫农马有卜全家10口人，全死在坑上，尸体腐烂了无人埋。有的妇女死亡，小孩还爬在母亲尸体上吃奶。……
骇人听闻的是，不少地方发生了人吃人的悲惨事件。全市10个公社，41个生产大队，588人吃掉了33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小沟门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6个队发生人吃人，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互相残食。有吃刚死的人，有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也吃了。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因吃了病人尸体，全家11口人全部死掉。”
大饥荒那几年是杨兰芳的少女时代，半世纪过去，我看到照片上古稀之年的杨兰芳，掀开家中厚重的老式粮柜，给记者看内里存放的干馍。这图景再现了饥荒记忆的底色——木质柜门下是足够一个人吃一星期的干馍。
也许正因杨兰芳是家中唯一子女，她才在大饥荒中幸存下来。有媒体报导说：现在的房子，还是杨兰芳的父亲盖的，为了给她招上门女婿。
杨兰芳的招赘丈夫出走后，她一人带着5个子女。那是在1968-1970年代；文革还在继续。公社化集体经济时代，干同样的活，女人的工分通常比男人少。单身母亲杨兰芳能挣多少工分养活五个孩子？ 笔者1970年作为知青下乡，在远比甘肃条件好的湖北荆门丘陵地带，当年还有对知青粮食补贴。如此，全年分红13元人民币，平均一个月1块零八分钱。
1971年，杨兰芳在如今杨改兰的28岁。可能是这年或稍后，她带一女再嫁至临洮。而后逃出婚姻返回娘家后，杨兰芳就游离于户籍之外。凭个性强势和生存意志，她竟把五个孩子抚养成人了。
回顾她的生活史，就能看到脾气坏的恶婆婆，脱胎于这样的艰难时世。半个多世纪过去，在这座土坯房里的长大的孙女儿，以不同形式上演了人吃人的惨剧。的确，饥荒年代不再，G20峰会的盛世歌舞都未落幕。假如这件事首先要怪罪到“恶婆婆”，那么，婆婆之无户籍的后半生，何尝不是恶政之下个人颠沛流离的结果。
农民与户籍连带的个人权利包括：“拥有承包地和宅基地”、“集体收益分配”、“大病保险和新农合”。杨兰芳不能纳入低保，我怀疑她也没有得到前面那几项权益。如今孙女一家尽数殒命，只剩年过半百的儿子，她的养老处境更其窘困。
是的，她有能繁母猪一头，但是母猪能繁不能弥补户籍缺失导致的一系列权利缺失。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性和对尊严的心理需求，又岂能靠母猪的繁殖能力去维护？她作为社会成员的基本资格都被注销了，社会又有什么资格去审判她的道德呢？
代结语：凝望杨改兰，女性牺牲的终结者
有人说：杨改兰可能真的有精神病，各种恐怖幻象早已在她心灵作祟；或者在梦中受到邪灵感召，必须在某日处决孩子踏上征途。我没有能力去说明杨改兰的心理裂变，也不能否定说她未必不是躁狂性抑郁症患者。一场人伦惨剧，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
然而，通过对政府通报中一系列数字的追究，我们至少可以得出结论：杨改兰的生活太艰难，她的困境分别指向低收入、繁重的育儿负担，和无法摆脱的日常劳役。相对她的生活期待，这是她无能抗拒的打击。
政府通报针对了舆论所提出的贫困与不公，这里给出的一系列收入数字，在逻辑上符合有关贫困研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定义。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经提出，所谓贫困，就是由于低收入而不能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状况。但森在九十年代改变了这一定义，他认为一个人的贫困在于其资源禀赋、利用资源的权利状况、幸福感、自尊感等方面不能获得基本满足的状态。
我觉得，只有从后面一个定义出发，才更贴近杨改兰的贫困：她12 岁开始替代母职照顾妹妹，19岁结婚后连续7年都在怀孕、生育、哺乳和喂养婴幼儿。待幼儿成年，无非还是继续抚育孙辈儿女，同时为奶奶和父亲养老送终。这无休无止的照顾责任，笼罩她的一生。无能摆脱她作为农民、母亲和女性身份，无能改变个人命运，这种无力感与她对生活改变的期待形成冲突，难以解决，也扭曲了她的心性。
因此，杨改兰的困境，不是仅提高收入至超越贫困线就能改善。因为着眼于收入的扶贫，忽略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的性别处境。康乐县对此案调查处置的续报中，将「家庭矛盾隔阂、邻里关系」等人际因素作为首要教训，完全没有考虑到杨改兰作为女性的重负，因而也看不到杨改兰困境的社会普遍性。
家庭矛盾固然都会造成个人生命中的挫折感，但杨改兰承担的诸多责任构成更大的压迫。这些压迫因素包括：一、农村中二女户（两个女儿没有儿子），由女性来传宗接代的要求（招赘入门，子女随母姓）；二、文化偏见中的求子压力（不惜多生但求一子或多子）；三、违法计生的双重代价（高额社会抚养费与多子女的养育代价）；四、丈夫在外打工独自留守养育的责任；五、无社会保障家庭中由女儿承担的养老义务；六、以上多重约束对女性个人发展的限制。
如果看不到这些问题，不针对农村留守女性困境调整扶贫政策，扩展社会保障范围，从而减轻女性的母职负担，让女性有机会、有能力参与到社会发展之中；那么，即使收入达到贫困线上，杨改兰悲剧还是会发生。
直到近几天，我才看到网上披露的杨改兰证件照：模样壮硕，眼神坚定，双颊留有两块红印，似是黄土高原上阳光的印记。由此联想到媒体报导里几个细节：杨改兰在走向不归路之前，脱下旧有的黄色线衣，换上红色运动衫，这是乡民和家人从未见她穿过的衣服。直到悲剧发生，人们才知道杨改兰具有怎样的叛逆和破坏性。她决绝冷静，不留余地。她说即使留下大女儿，到了18岁还是有人处理，白拉扯。
18岁，女孩成年的标志。杨改兰是不是恐惧女儿重蹈自己命运？手起斧落，穿红衣的杨改兰以她新的外表，一举颠覆命运，彻底摆脱了做母亲、妻子、女儿、孙女和农妇的角色义务。她的头发，如她妹妹所述，在家染成太阳红，一种强烈的、与本色的黑发相对抗的颜色。而早已准备好的除草剂斩草除根，象征性地完成了将生命归之于草芥的复仇。
杨改兰因此会成为一个符号，她是女性牺牲和母职神话的终结者。本文前面有关脱贫收入的分析，说的是杨改兰和一般乡村贫困线上下男性人群共同的处境，而后面有关她的养育负担和童年时代开始代行母职的经历，则是女性的特殊处境。正是在后一个方面，杨改兰的行为挑战了公众的想象力。谁告诉你女性必须不惜一切地成为母亲、照顾者、养育者？谁告诉你女性除此之外别无出路？杨改兰之不给说法，或曰你不理解，掀翻了把她死死压倒的母职负担，抨击了女性天职和母亲美德的绝对正义性。是的，杨改兰不理智，可是以天职之名把母亲变成繁殖动物又是什么理性？要求母亲为抚育后代付出一切，继而再填补社保空白，献身养老义务。当这一切贯穿一个女性的一生，成为压倒性的需求，母亲和这些义务的关系，已经成了制度勒索和被勒索者的关系。而亲子亲情名义也掩盖了实际上养育者和被养育者那种动物性的关系。如果众小兽的生命要以母亲被敲骨吸髓来滋养，莫怪母兽之兽性发作。这一点，杨改兰说的是你不理解；杨改兰也没有说服父权神职的能力；正如她也无能给自己一个理由偷生。假如要杨改兰脱出兽性，我们要探寻把杨改兰由人变成母兽的社会原因，这是全文的最终指向。
八月中秋，杨改兰一家六口能在阴间团聚吗？阳世里，孩子们躺在杨家老宅后山，孩子们的父亲下葬时，杨家奶奶持刀守门，阻止棺材进入杨家门，只能葬在杨家与李家之间阿姑山村的树林里。杨改兰火化后骨灰被抛洒到临洮的洮河，这是她奶奶户籍消失的地方，也是被称为母亲之河黄河的支流。我仿佛听见凶灵在河上飘荡泣告：救救孩子！救救女人！否则，名为康乐的古县怎能摆脱杨改兰的阴影；而母亲河流过的大地，如何自救族人？
2016年9月16日初稿，9月19日修订。
編按：本文初稿《楊改蘭滅門案中的數字：生命中的可見與不可見》，曾在9月16日以文章截圖形式在互連網上傳開；唯當時流傳版本並未完成。本文後經作者進一步增補擴充，於9月19 發給《端傳媒》評論組編輯修訂，並於9月20日深夜由作者審核定稿。
（图片说明：去年12月，我为新作补拍洮河外景。我和兰州张遂卿老师，还有助手太阳、记者思乐，从兰州前往卓尼。因为我们的目的地是卓尼，所以沿途拍的很少。这里中间的三张图片，分别拍摄于临夏康乐、甘南卓尼、定西渭源三县交界处。当时太阳和思乐操作着小无人机航拍，我用她们拍下的素材做了截图。今天我问张遂卿老师，得知我们那日停车下来拍雪景村庄和洮河的地方，就在康乐境内。晓明补记）
（艾曉明，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婦女和公共問題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