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日星期四

来自窗外的注视 ——读文海新著《放逐的凝视》

                       

     

看文海有关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新著,想起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一幅画,一群人在窗户外看着墙内的我们。在这个比喻里,文海似乎是站在外面的一员,而我们这些通常持摄像机的人成为被观看的对象。理论上和现实中,文海目前都处在相对自由的位置,他这本书,放在墙内,就不可能出版。

墙内的我们——做中国独立纪录片的一族,尽管被封闭,却还像落在陷阱的野兽;困兽犹斗。这里,当然有着丰富的可以做纪录片的题材:地球上最广大而深厚的雾霾、最绚烂和多彩的水污染、最奇葩的化学添加组合食品,以及在苦难中忍辱负重的人民。还有端坐在电视中出席无穷无尽会议的统治者,以及生活中苦苦追逐人们思想情操的警察便衣;哪一种不是历史上濒临绝种的极品?

被文海在书中讨论而且也给予很多鼓励的我,其实缺乏写书评的心态。很多时候,我遗失了自己的身份。被国内的独立电影节自觉剔除,见不到自己的观众和读者,至于国外的选片人,也像隔代的星球不相遇。只有警察是最多和我讨论纪录片的人。虽然我近年作品很少,做得也很慢;但每到一个段落我们就会有交集。我曾建议警察主办独立电影节,或者让我去警官学校教电影。这样,我们反而有机会探讨作为独立艺术的电影语言吧?但这种组合注定很奇怪,你想让警察作为审片人还是观众?你让你的朋友把你看作同类还是线人?

扯了这一大篇,我的意思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几乎忘了自己是谁。被限制出境已经进入第八年,被警察循循善诱更超过八年。在这年复一年里,我的智力在他们眼里返老还童,以至于限制我的理由成了被保护。可能在警察看来,这些搞独立纪录片的,不是老痴就是幼稚,需要在警察的指挥棒下牙牙学语。就算没有这么残,那也是居心叵测的危险动物。我有时不免变态,对警察的使命表示同情。追逐人们的思想特别是艺术家的创作冲动,这是不是比弗洛伊德更为难?当然,人家又哪里需要我的同情;而我族类多少艺术生命被搁浅,长歌当哭也不要哭错了门庭。

文海的工作于我来说,仿佛是那个在海滩上的孩子,他拾起星鱼扔到海里让它们重返生命的本源。这些人——中国抗争性纪录片作家,被对手敌视、被朋友自我审查的一群,在文海的书里,得到尊重,构成中国独立电影中最重要的一脉。

文海有过电影学院的专业训练,曾经在央视工作,后来脱离体制拍片。他参与过王兵的《夹边沟》、《三姊妹》、艾未未的《童话》等重要作品的拍摄。他独立完成的《军训营纪事》、《喧哗的尘土》、《壳》等纪录片,参加过法国真实电影节、葡萄牙里斯本国际电影节等重要的国际影展。他亲历国内独立影展的兴起和困境,并和那些著名策展人有直接交往。这使文海能够以见证人的身份来探讨中国独立纪录片,包括从最初的反叛主流到参与社会运动的历程。

这本书有六章,第一章“决绝”描述了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独立记录,重点讨论了胡杰和王兵见证历史和社会变迁的纪录片。第二章“空间”呈现了在北京、上海、南京以及云南出现的放映空间,梳理了如“中国独立影像展”、“云之南”等影展的波折以及与国外电影节的交流。第三章是社会抗争性的纪录片在内容边界上的拓展,重点讨论了如胡佳的《自由城的囚徒》、王我的《我们》、赵亮的《上访》等作品。第四章把我的作品《天堂花园》、《我们的娃娃》、徐辛的《克拉玛依》、艾未未的《老妈蹄花》等片作为一组,考察在公民抗争背景下纪录片内容和制作方式的突破。第五章纳入了更多的抗争性纪录片,如郭锡志解构意识形态生产的作品《喉舌》、何杨反映福建三网民案主人公之一的《赫索格的日子》……随之而来的是北京、南京、云之南三个主要的独立电影节遭遇困境,被迫停办。第六章《结束即是开始》描述了在这些影展停办过程中以及停办之后依然顽强生存下来的作品,如艾未未的《平安乐清》、胡杰的《星火》、王兵的《疯爱》、翰光的《流亡》、林鑫的《生存三部曲》等。

通过文海的梳理,我们看到这一脉纪录片的力量所在。它挑战禁忌,反抗强权,坚持自由拍摄,追随社会改变。尽管言论环境严酷,独立纪录人和观众之间的交流被阻隔,但依然产生了一批作品,为中国的极权灾难、社会冲突和民生疾苦留下宝贵影像。文海对此寄予厚望:“未来中国的电影应该在这批独立电影导演所构筑的基础上继续演化,所有独立电影导演都肩负着这份责任”。文海还没有来得及讨论近几年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作,但这份责任肯定是更多地落在后来人身上了。

在每一章都有文海所做的人物访谈,他和胡杰、林鑫、我、翰光谈有关纪录片的观念、主要作品的缘起、构思与影响等。他也和朱日坤谈影展的策划,与律师滕彪谈公民运动、新媒体与争取话语权的关系。书中还有崔卫平教授对文海自己的访谈,这些记录可以帮助读者从不同角度了解导演、策展人、公民权利意识和影像的互动关系。而每一章后都附有关于人物与作品的注释,最多达91条,这也为读者展开研究提供了线索。

回到本文的开头,也许,把文海的著作看作窗外人的关注是不确切的。在心灵上,文海和此地的我们心息相通。回望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历史,文海是知音也是战友。写到这里,我想起电影《石榴的颜色》的开头,俄罗斯异议艺术家帕拉捷诺夫(SERGEI PARAD JANOV)在这里,用五个静物画面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一句话:“我是一位生活和内心充满痛苦的人”。那是诗人的独白,是啊,怎能不如此?既然如此,那么,借用文海的话,那就沉下去吧,接近这苦难的河床,“扎根、扎根、扎根……”
与文海共勉。

                         2017年1月6日于雾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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