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骨灰及一首诗歌”

 ——读诗人高野的自选集打印稿《一束雏菊》 

艾晓明

高野老师寄来他的诗集打印稿，约我写序。我哪里够资格写序？我读过的诗很少，自己现在也不怎么写诗（除了有时故意写点分行的句子和时事对怼）。我在青少年时代也曾大写红色颂歌，膜拜马雅可夫斯基、贺敬之、郭小川。后来因为教学所需，读过徐志摩、戴望舒等……时光流转，诗的经典被冲刷、忘却，我似乎说不出什么特别热爱，或者记忆的现代诗篇。现在我也很少读诗，除了一位天才诗人，他叫殷龙龙。

但这里不是要谈殷龙龙——我是他的铁粉之一；这里要说的是高野先生，一位八十五高龄的老者，一位正在向未来告别、给读者留下遗言的诗人。他甚至提前在自己的灵前摆放了一束雏菊。这弱小的、平凡的花朵提示了诗人的存在；哪怕岁月的黄土下只有灵骸，他把哀歌留在世间：

唉，我生命中的青春、才华、自由，都被无情地剥夺

只剩下，墓内埋葬的二两骨灰和一首诗歌

过路人啊，我就是值得默哀群体中的一个

高野先生是在中国一九五七年大劫难中的幸存者之一，更是其中少有的诗人：坚持以诗的形式控诉、呐喊和提供证言。他被打入社会底层时写下零星诗稿，在晚年修改旧诗，并将新旧诗稿三百多首结集，2011年出版了自选集《一棵花落的树》，《一束雏菊》已经是他的第三卷自选集。

看高野先生的诗，我常常想，他应该写回忆录。高野先生经历过人生至痛，平直的诗句似乎无以承载。在他的诗篇《五一，安魂曲》和《挽歌：先父三年祭》里，浓缩了青年年少时经历的人伦悲剧。一九五七年前后，高野先生的祖父被“追认带‘选民证’的地富分子/ 在三年大饥荒中活活饿死”。而这位罹难者的儿子——高野先生的父亲，临终时要求是：“死后的尸体要盖一面中共党旗”。好吧，以后的读者一定不明白这里的血肉亲情是何等的错乱纠结；但如此背叛家庭而投身共产梦者，何尝不是一代人的生命史。老诗人有六卷诗词传世，临终时他要求披一面党旗；他要的是政治待遇和权力尊严呢。高野写道：“这是你九十六个年年岁岁换来的/这是你七千桃李织下的最高荣誉”。

高野先生的父亲是这样表现了知识分子改造的理想成果，当青年诗人高野在那场惊天“阳谋”中被打成“极右”时，“父母为保住饭碗而登报与我脱离关系，未婚妻的党员被除名并与我解除婚约。我痛不欲生，咯血不止，还患了精神病。”这样残酷的内心经验，我们在上述的两首诗里，略见一斑。高野先生隐忍的笔墨，不足以呈现残酷的深度。

但也许是诗人父亲给了高野另一种异秉，让他对诗歌保有终生不渝的热爱。高野的诗坚守了幸存者的身份，他写被摧残、辜负和遭遇创伤的事物，他为罹难者遭受的不公而控诉，他也因此格外珍惜平凡的、和平的生活景象。他的诗，有一种五四新诗那种“我手写我口”的直白和朴素。

高野先生在自编自印的诗集里，常常引用现代诗人的锦言佳句作为题记，同时他也爱以名画和照片作为插图。这些图文环绕着他的诗篇，犹如一部私享的剪贴册。也许在最终出版的诗集里，我们已经看不到这种剪贴的风格了。而通过这种方式的打印稿，我们可以了解到，诗人在内心里一直在和大师经典对话；这些诗画投射出他灵感的来源和艺术追求。而所有被他拣选的大师和经典，也几乎都围绕着哀痛、伤残和罹难。

高野先生约我写序时，我说我写不好。而他说：我的眼睛快看不见了。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责任、一件不能推脱的事。我想到今年去世的张遂卿先生，当年正是他带我去拜访了居住在西安的诗人高野。所以，不揣冒昧，我写了上述文字。

我不能说我推崇高野先生的诗，也许我自己的品味趋向于更强的穿透和提炼。但我推崇他这种以写诗为生命的执拗、这种捍卫诗之存在的意志。想到那一代人中无数的沉默和无意义的喧嚣，想到汉诗在当代被蹂躏和掩埋的景象以及假诗崛起的荒诞。那么，还有什么比幸存者不眠不倦地保持写作的状态更重要呢？哪怕年迈体衰，屡战屡败，哪怕是诗章只是储藏“多少无奈 无告又无法排泄的哀伤”，哪怕写诗本身，也成为伤害和屈辱，高野先生的诗深深铭刻了这种不屈的姿态。这些，比诗的完美更重要，比诗的形式更重要；因为，它本身就是生命之诗意。

谨此，愿高野先生健康长寿；我们借龙龙的诗句共勉吧：

要肆无忌惮地死

加倍的活

               2017年12月7日